台湾《经济日报》社论

台湾冠病疫情恶化，确诊和死亡人数急遽增加，许多民众抱怨政府为扶持台湾疫苗产业，刻意延迟进口先进地区疫苗，甚至阻碍民间进口疫苗自救，还有人怀疑政府在配合炒作疫苗股票。这种怨怼造成社会分歧和争论，让原已分裂的社会更加对立。

从结果来看，台湾政府的疫苗采购时程的确晚了国际间好几个月。这很有可能是在当时台湾疫情和缓、为协助台产疫苗发展，所做出的“高风险”决策；但长期以来，台湾在产业政策上的失策状况，绝对不止这个案例。而且，如果爱台意识强烈、以发展本土产业为单一目的的话，那这次的“疫苗事件”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几百条人命也白白牺牲了。

二次战后，被殖民国家纷纷独立，反对殖民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出一套“依赖理论”，认为先进“核心”国家和后进“边陲”国家间所形成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剥削”，只有降低或断绝这种经济关系、保护本土民族产业，才能脱离帝国主义人为创造的“不平等交易条件”带来的剥削，自力发展成功。

然而，对幅员广大、内需可期的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种闭锁策略的确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却发现在内部市场狭小之下，这种策略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所以在1960年代陆续放弃，改采“外望导向”的发产策略，也即降低关税、奖励出口，以全球为经济腹地。到1970年代后期，四个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卓越表现，已将那些“内望导向”的国家远远抛在后头，赢来了“亚洲四小龙”美誉，但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任何保护的解除，都意味着“利益重分配”，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包括发动舆论对“不爱用国货”等同“不爱国”的民族主义批判。

虽然四小龙都在60年代改变经济策略，但克服障碍的决心和理念还是有所差异－新加坡和香港完全开放，将关税几乎全部撤除；但台湾和韩国却在爱台爱韩意识和资本家牵绊之下，保留了局部关税或配额保护。例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发现汽车装配业缺乏竞争力，狠下心来完全撤除汽车进口关税，不惜让原有的宾士汽车倒闭；但全力打造优异的投资环境、提供诱人的租税优惠来吸引外资，成功地让“人均外资流入量”领先全球，也让资源自然流向最有潜力的产业。新加坡不区分企业是本土或外来的，只要能带来技术、创造就业、没有污染、诚实缴税的都是好企业。但台湾和韩国却继续保护，使得后续面临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强化国际竞争力时，面临了内部长期受保护、畏惧国际竞争产业的强烈反对，也引发政治动荡和政党轮替。台湾到今天，已经为汽车产业投下难以计数的保护成本，但换来的却是本土汽车业正在完全崩解。

几十年发展策略差异，所造成的经济效果，现在已清楚浮现：新加坡2021年在IMF估计的人均生产高达6.4万美元（8.47万新元）、香港4.9万美元、韩国3.9万美元、台湾3.2万美元，大致和四地汽车关税率的高低排序（0%、0%、8%、17.5%）类似；没有“浪费”资源在这个产业的星港，享有更高的所得水准，而保护低于台湾的韩国，汽车产业也发展得较台湾更好。更有趣的是，韩国现代汽车去年底宣布将在新加坡投资汽车业，规划到2025年将生产3万辆电动车，其中三分之一供应本地，其他的供作出口。

新加坡在条件自然成熟之下，吸引德国BioNTech在日前宣布，将在星国设立mRNA疫苗厂，并设立区域总部。台湾的疫苗产业，若因缺乏自信、一定要有本土产业，而可能重复汽车业的发展轨迹；衍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包括人命和政治风险，绝对应该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