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风传媒“新新闻”

作者：风传媒主笔室

“老师强调两个P，第一个P是policy（政策），第二个P是product（产品）。”科学家发现解方之后，必须促使政府推动相关政策，也与制药、疫苗公司合作研发产品，才能造福所有人。医学不只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

这是去年享寿77岁的台湾肝病权威、被称为“肝帝”的中研院院士陈定信过世时，他的学生、一同样是肝病权威、中研院院士陈培哲接受《新新闻》专访形容他的老师的话。陈培哲说，陈定信除了每天12个小时待在研究室做研究之外，还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能实际救人的产品与政策。

认同本土投入“国病”研究40年

显然老师信的理念影响了学生。陈培哲最近勇于对新冠疫苗发言，引来亲政府媒体放话针对，让他公开回应这是“抹黑攻势”，说自己不后悔讲了真话。

对疫苗政策的批评不少来自政治色彩鲜明反对党，这些批评不免会触动执政党的政治神经，而从政治角度回击；但陈培哲是位医学研究成绩倍受肯定的中研院院士，而他与老师陈定信投入被称为台湾“国病”的肝病研究，在国际医学领域开拓出一条倍受肯定的研究方向，这条艰巨的实践之路正是他们对台湾本土认同最具体表现。

陈培哲对疫苗政策的评论，引来的围剿有道理吗？是他为台湾奉献40年应得的回报吗？

陈培哲这一阵子最早对疫苗政策提出的建言是，建议立法院推动一个冠病疫苗紧急输入办法，只要符合COVAX核准使用的疫苗，在最低的规范之下就可以引进台湾使用。陈培哲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他认为疫情趋严的台湾最需要的是疫苗，但中央政府争取疫苗显然力有未迨。当地方政府跟民间企业都积极想取得疫苗时，执政党设了重重关卡吓阻，这对台湾整体个防疫不利。如是他想可以立法破除疾管署的卡关，也许会是一个突破口。

从另一个角度看，陈时中之前也自己说了，依法民间单位可以进口疫苗，所以“依法”他没有理由卡关各种疫苗进口的管道。但事实上，为什么郭台铭和BNT疫苗的合法代理商上海复星洽谈进口德国制的疫苗，还要郭台铭去向德国原厂要授权书？陈时中依法无据的卡关，让陈培哲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傲慢的政府”，所以想从立法着手，直接解开这个结。

“唱衰”台产疫苗引来“爱国”网民围剿。

当然，陈培哲这个主张面临重重困难，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立法院是民进党占多数，如果“大老板”没点头，立法院民进党团很难支持这个法。话又说回来，如果大老板同意陈培哲的意见，也即只要符合COVAX核准使用的疫苗就可以进口到台湾，那么陈时中再斗胆也敢想方设法卡关。

陈培哲被引发争议的第二个言论是，他说台湾三个冠病疫苗研发公司，高端、联亚、国光，全部采用尚未通过国际核准的蛋白质次单位疫苗，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质疑，连美国大厂诺瓦克斯（Novavax）研发蛋白质次单位疫苗都尚未获审核，台湾资源远不及美国大厂的生技公司又如何做到？他断言台产疫苗“7月绝对不可能做出来”。

这段“唱衰”台产疫苗的谈话，引来“爱国”网民围剿。疫苗这个攸关千万百姓死活的重要政策，本来就应需要专家、公民参于讨论。台湾过去一年多来，举国“顺时中”，对于防疫政策没有开放性、深入讨论，一旦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能量无法因应新的疫情发展，整个防疫机制就当机，中央地方矛盾丛生，最后必须总统蔡英文出面讲话。

总统宣示台产疫苗要开打，还有讨论余地？

陈培哲在医学界的成就受肯定，当然不代表他的见解就一定正确。就像他认为一旦台湾疫苗若只做到临床二期就给予紧急授权（EUA），“当然就不符合民主法治国家疫苗EUA的标准！”的确，至今没有一个民主地区是第二期做完就给EUA，不过WHO也的确在讨论，在紧急情况下、三期试验困难大又亟需新的疫苗时，是否可以采取“免疫桥接”取代传统三期试验？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议题，一个进步的公民社会，对于这些重大公共政策本来就需要慎思明辩的公民讨论。蔡英文政府上台后肯定审议民主机制，遇到冠病这种攸关人民生死的重大议题，更应该让审议机制发挥作用、形成社会共识。

无奈，亲政府媒体又放话批评陈培哲。名嘴周玉6月7日在脸书指陈培哲身为食药署台产疫苗审查专家会议成员，发言批评台产疫苗有违专业伦理。她说，因为“东窗事发”陈培哲前一天已请辞专家小组委员。陈培哲反驳说这是抹黑，他早已在5月份就请辞疫苗审查委员。陈培哲说，他发现委员会难维持专业与公正性，自己无法有所贡献才请辞，请辞后才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对台产疫苗的看法。

什么原因让陈培哲觉得自己在审查委员会无法有所贡献？他很直率地说：“审查最大的困难就是蔡总统。”他解释道，蔡总统已经讲了7月底要打台产疫苗，“在这种情形下，食药署挡得住总统府那个压力吗？”

知其不可而为之，见死不更其守

陈培哲的无奈会令关怀台湾本土的人士沮丧。一个四十年投入“国病”肝病研究的科学家，在台湾面临空前公卫医疗挑战时，想贡献一分力量，却如此无力。他私下向友人透露，他现在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见死不更其守。

这让人想到5月下旬，新加坡医师林韦地写了多篇对台湾防疫的建议，甚至主张台湾要封城，他说：“我无法眼睁睁看着台湾人承担死亡风险。”结果因为他的悲观引来台湾爱台友的围剿。

敌友分不清，把要帮助台湾对抗新冠病的“抗体”当敌人，放任网军攻击友军，最后一起向病毒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