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新加坡报业控股宣布业务重组的消息来得突然，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之前已有传闻，倒是接到《联合早报》要求访问的手机短信时有点猝不及防。那是个雨后的下午，风清气爽，正在武吉甘柏山逍遥踏青，视野开阔，心情开朗，看着一道清泉从山顶废置的石矿湖潺潺流下，愉悦无比。于是，在游目骋怀之际回复记者，对报业重组的决定做出了正面回应。

但这可不是一种“因物而喜”、不假思索的反应，而是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真情反映。我向来坚信主流媒体对国家社会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无论如何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认为老东家让媒体业务独立运营，并接受公共和私人资金赞助的决定是正确的，惟其如此才能让本地主流媒体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稳住阵脚，并杀出一条生路。

这些年来，眼看着世界各地的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严重冲击，许多历史悠久的著名报章被冲得七零八落，甚至席卷而去，我早已忧心忡忡，相信新加坡迟早不能幸免。除了向报界同行和朋友私下表示担忧之外，也曾在国内外的一些论坛和报章评论中公开表述了看法。

其实，在互联网兴起那前10年，大家还奉“内容为王”为圭臬，这使拥有专业新闻队伍的主流媒体，在芸芸众网之中保持明显的优势，能继续靠优质的内容吸引广告，立于不败之地。但自从无线网络科技与互联网于2000年代中期的神圣结合，产生了移动互联网，催生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后，传统媒体的市场就完全被颠覆，原有的媒体生态也被破坏殆尽了。

必须阐明的是，社交媒体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中立的载体，运用得当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放眼全球，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却是：它已经被严重滥用，并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无情淘汰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的负面冲击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它几乎完全不受管制或约束，任何没有新闻经验的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经营自媒体，自行制造信息，通过手机广播，或将网上多如恒河沙数的信息在弹指之间转发出去，对错真假与他无关，没有查证内容谁理会，社会和道德责任更是管他娘！反正越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越能吸睛就越好。

在2017年12月于本地举行的“马新媒体人论坛”上，我将移动互联网上这种信息铺天盖地、万众喧嚣鸣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形容为“信息核爆”。我在演讲中说：“许多人在这场信息核爆中被炸得晕头转向，魂不守舍，迷失了自己，生活因为机不离手、机不离眼而紊乱失序，支离破碎；更糟的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核辐射’的毒害——吸收了不少信息核爆中高速并大范围扩散辐射的各种有害内容，包括谣言，假消息，伪知识，仇恨言论，恶意或诋毁性攻击，颠倒是非黑白、越辩越笨的舆论，等等等等。”

尽管如此，无可否认的是，社交媒体的内容远比主流媒体“好看”多了，它所衍生的各种产品也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如今，人们对社交媒体沉溺痴迷以至不能自拔的程度犹如感染了“信息瘟疫”。社交媒体几乎完全占据了网民的注意力，侵占了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将它们的眼球吸引过去，也拦截了它们赖以为生的广告收入。

另一方面，乘势崛起的社交媒体巨无霸平台则来势汹汹，凭科技优势以不公平的“算法”及其他手段，将主流媒体辛辛苦苦投资生产的原创性内容“据为己有”，抢走了它们的“流量”，切断了它们的广告来源，掠夺了它们的市场。

可叹的是，传统媒体那张“内容为王”的王牌，就如此这般莫名其妙地落入了社交媒体巨鳄的口中！无论它们也靠新媒体技术增加了多少发行量，还是根本弥补不了广告方面的严重流失，大量失血。

面对这双重打击，在开放的媒体市场中，除了极少数以全球精英读者为对象的著名报刊，以及一些被政府、私人和慈善机构保护或营救的全国性及地方报章之外，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大多已经溃不成军了。

既然形势比人强，本地主流媒体不再在越陷越深的泥沼中继续无谓缠斗，而是易地而战，改变运营模式，向国际成功的例子看齐，接受认同主流媒体价值的政府及私人的资金赞助，不啻是个明智的抉择。但战略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战术的完全改变，独立运营之后的报章仍应继续利用新媒体科技这种强有力的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社交媒体争一日之长短；甚至还应该在没有“自相残杀”的后顾之忧，又有新的财力支援之下，迈步从头越，突破当前的种种自设或客观的局限，占据过去覆盖不了的广大空间，开拓新市场。

报业重组的消息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所难免，媒体从业员、报业控股的股东、政府、读者、学者专家等各有关方面，从各自的立场角度，纷纷做出反应或表达关注。在沸沸扬扬的议论中，有些人将媒体运营的模式与新闻模式混为一谈，担心这项改变会影响新闻自由，也有人对报章今后的独立性提出了被戏称为“一百步笑五十步”的质疑。

从报业集团宣布的内容、政府的回应以及国会对此事的透彻辩论可以看出，报业重组之后，政府对报章的管制手段将保持不变，主要仍会通过明文规定的现有法律和没有明文规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管理。法律方面主要是《报章与印刷馆法》，对报馆的股份结构、管理层、出版及发行等做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其他直接或间接约束报章行为的法律包括《诽谤法》《煽动法》和《官方机密法》等。“游戏规则”则包括：新闻自由必须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报章的角色是营造共识，凝聚社会，而不是挑起对抗、破坏稳定，尤其不能破坏种族、语文、宗教等方面的和谐；报章可以批评政府，但必须给予政府最后的“答复权”等等。

因此，在我看来，新闻自由或新闻室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这次重组而增加或减少。然而，每当新加坡媒体本身成为新闻热点时，“自由”“独立”似乎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在几十年的报业生涯中，除了实践经验之外，我曾接触过无数国外的新闻同行和主管官员及国内外媒体学者，参加过中港台马日韩及美欧的多次媒体交流或研讨会，阅读过不少新闻学的学术论著。

经年累月，通过这些广泛的经验交流以及从学者专家的论述中获取的知识，我益发深信，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个神话，完全独立的媒体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我们自己标榜和遵行的是“负责任的新闻自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因此，我希望媒体同仁不要太过在意这方面的闲言闲语、冷嘲热讽，尤其对那些主要来自西方的“新闻自由原教旨主义者”摆出的姿态，更无须浪费眼神。

与其舍本逐末跟风追逐新闻自由和报章独立的话题，不如将注意力放在公信力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

我曾在2018年9月6日《联合早报》95周年报庆的特辑中写道：“公信力可说是主流媒体的灵魂，是区隔它与‘无政府状态’的社交媒体的那道护城河，是主流媒体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府认识到，让主流媒体维护好公信力对它本身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需要可信可靠的媒体替它传达信息、解释政策，也需要它们提供准确的反馈，反映民间的情绪，包括反对意见和负面情绪，在发生重大危机时更须要获得人民信任的媒体的大力支持。

因此，那些担心报馆会因为接受政府的资助而失去新闻室独立性的人是过虑了，新加坡政府比他们想象的要有智慧多了，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在山穷水尽之际，迎来柳暗花明，但愿我国主流媒体能走出一片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