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咏琪

说到一个国家的实力，我们通常都会聚焦于军事花费、国民生产总值（GDP）等硬指标，然而一个国家的人口概况（demographic profile）对于创造财富、建立国力同样有着关键影响。鉴于国家出生率低迷所导致长远劳动力不足危机，中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三孩政策”，催谷大陆民众多生小孩。事实上，低生育率早已是一众发达国家的“通病”，相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美国在未来更具人口上的优势。

一个国家若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到底有何优势呢？其一，能拥有充足的军力，其二，年轻而受良好教育的人口，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相对其他国家更有力创造财富。相反，对于劳动力有欠充裕的国家，就可能面临“枪与牛油”（guns-versus-butter）的抉择，重则甚至导致社会及政治压力加剧。

中国上月公布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从2010年仅增加了5.4%，这是自1953年以来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最低的增长率。中国政府数十年都维持人口控制机制，“一孩政策”导致人口萎缩的影响也开始浮现。过去五年，中国生育率下跌至1.3（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名孩子），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

而据联合国数字预计，中国人口会由2017年的13.6亿，到2050年下跌至13.6亿。另一统计公司则预期，退休年龄人口会从2015年的1.35亿，增加至2040年的3.4亿。而人口结构萎缩对中国扩张军事实力，推行一带一路等大型地缘经济项目都会构成压力。

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概况较为乐观，不论在出生率及来美移民方面，劳动人口规模在未来亦较中国及俄罗斯等主要国际对手理想。美国人口预期会由2017年的3.24亿增加至2050年的3.9亿。

即便如此，美国相对中国、俄罗斯及一众西方盟友，人口结构尚有一定优势。彭博社分析，美国在未来30年的人口概况会维持理想状态，但其传统盟友并非如此，像日本、德国及多个西欧国家都会面临严峻的人口老化问题，以日本情况尤甚，从而影响“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的未来实力。

同时，美国若想保持这个预期人口优势，必然需要在移民政策上保持宽松。惟外来移民人口增长，恐怕也会打破现时的种族势力平衡，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比例此消彼长，仇外情绪、白人至上主义、种族政治分裂都会由此滋生。

有史以来最低的生育率

其实在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之后，美国便成为继中国及印度之后人口第三大国，相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生育及移民人口增长较为活跃，总人口及劳动人口都增长速度比其他发国家快。不过，美国去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增长呈现放缓，正是美国有史以来增速最慢的时期（除了大萧条期间），生育率亦正稳步下降。

人口增长放缓，跟移民问题也许关系不太大。过去十年的移民净增长（net immigration）相比之前十年数目相若（2010年代净增长为大约100万，跟2000年代相若）。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natural increase，即以总出生数目减以死亡人口数目），在近10年有明显下降。其中主要的转变是在出生率之上，婴儿出生高峰为2007年的为430万名，而2019年新生婴儿数目下跌了逾50万。

跟其他发展国家一样，新一代美国倾向生较少的孩子。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的20年，美国的生育率维持在仅仅过2的水平，即每名美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两名孩子，但到了2007至2019年，生育率跌至1.7，为美国以史以来最低。

人口学家对于这个在经济大衰退后出现的转变感到担忧，如要顺利支撑人口结构，美国生育率需要维持在2.1或以上。经济忧虑普遍被视为美国人不欲生育的原因，美国社会欠缺对新手父母的福利和支援：美国新手父母并不享有法定的有薪产假，相信是发达国家之中绝无仅有。再者，美国的托儿服务短缺又昂贵，根据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托儿服务费用在疫情期间更是激增了47%。

气候变化、文化转变成不生育的原因？

另外就是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变，正值生育年龄的千禧世代各有人生目标，普遍不太宗教虔诚，也没有长辈那种及早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观念。何况现今社会已较接受女性“不婚不育”，女性入大学数目不单只超越男性，女性劳动人口也远高于以往。

近年，全球社会对于气候问题的关切，以至这一年半的大流行，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家庭计划。千禧世代虽然不如上一代般经历过战争，但也不代表他们对生活前景感到乐观。年青人背负高房租、学债、无物业，连自己的生活空间都没有时，怎去想像能够养育孩子？而且全球暖化及污染日益恶化，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粮食不足、气候威胁等问题，这些也影响了青年们是否想要有下一代。

西方国家的生育年龄成年男女，更是越来越多人会因气候因素选择不生小孩。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今年4月公布的一项调查访谈了24名美国千禧世代及Z世代的青年，部分受访者认为生两名以上小孩是自私的，更多受访者表示会考虑领养而不生育，作为组织家庭的低碳选项。更甚的是，多位受访者表示因对未来感不明朗而不欲生儿育女；多名受访者更认为如果把小生命带到前景堪虞的地球，是一种“道德错失” ，会因此感到愧疚。

上述种种情况大概也可适用于世界上不同地方，正如香港、韩国、欧洲等，青年人都面对着相似的困境。国际间协力扭转气候变化局面、政府推广“育儿友善”政策，是否有助年青人重拾“传宗接代”的信心？当低生育率问题已在全球广泛敲响了警号，也许当权者与社会各阶层都是时候正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