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五

戴耀廷、黄之锋、朱凯迪等47人非法「初选」案早前提堂，因涉及一群敏感人物及香港《国安法》判例而引起各界重视。法律案件再复杂，也会在法官落槌的那一刻告一段落，惟案件背后反映出的种种深层问题仍值得思索和讨论。

戴耀廷使青年误入歧途

作为该案首被告，戴耀廷无疑是近10年来对香港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从其2013年提出、发起违法占中并鼓吹“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算起，短短七、八年时间，香港经历了多场充斥着暴力的社会运动，甚至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一度陷入回归以来的“至暗时刻”。何以至此？一定程度上在于戴此前的身分——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香港社会历来重视法治，法律界人士作为一个整体，更以不偏不倚的专业精神而备受港人尊重。戴耀廷不仅是法律专业人士，更是香港最知名法学院的教师，这便使其具备了左右舆论、影响青年的天然条件。遗憾的是，戴并未将这种难得的优势用在教书育人的正道上，而是将其作为政治筹码和播“独”工具，最终使自己锒铛入狱，使更多本港青年误入歧途。

在戴耀廷极富感染力的政治话术中，“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违法达义”“雷动计划”“风云计划”“真揽炒十步”等一批具有蛊惑性的动员口号对“Y世代”“Z世代”的香港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安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警队就反修例风波共拘捕1万零242人，当中3998人报称为学生，1752人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他们当中应有不少人，恐怕正是受了所谓“为公民抗命殉道”的蛊惑而走上街头、诉诸暴力，最终付出了代价。

韩愈在其名作《师说》中开宗明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戴耀廷身为人师，不传正道却传歪门邪道，不教学生守法却煽动青年违法，不解学问上的困惑却行政治上的蛊惑，如此误人子弟、害人不浅，实在枉为人师。好在港大终于去其教职，法庭终会追其责任，一代“黄师”终难逃法律裁决。

需德才兼备、爱国爱港的教师

近年来香港高校一度乌烟瘴气，早该拨云见日。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毋须气馁，毕竟香港的专上教育水平长期处于亚洲顶尖、国际知名的高水准，“香港八大”各有所长且基础尚在。香港高校历史上也不乏名师、大师，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唐君毅，到学贯中西的林语堂、饶宗颐，再到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纤之父”高锟，可谓群星闪耀。

这一大师辈出的年代虽已远去，但他们专注学术、诲人不倦的精神仍需传承和发扬。今日之香港，正迎来由乱及治、重新出发的契机，国家对港寄予厚望，时代呼唤更多人才，这就需要大学教师这一重要群体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今日之中国，正走在复兴之路的关键阶段，复杂多变的国际大环境决定了香港的角色将更加重要且独特。在此背景下，香港亟需培养的人才应同时了解港情、国情和世情，如此才能更好地立足香港、融入内地、沟通中外。

这就意味着，今后香港更需要德才兼备、爱国爱港的大学教师。甚至可说，爱国爱港不代表大学失去学术自由，也不意味着教师不能在政治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惟一切自由都有边界，法律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大学教师们应汲取戴耀廷的前车之鉴，莫乱用手中资源行违法犯罪之事，同时还应努力继承前辈先贤遗志，为港培人、为国育才，方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