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刘锐绍

近日传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打算筹建两个司，分別涉及维护国家安全、新闻和宣传事务。由于还未有正式详情，姑且称为“国安司”和“新闻司”吧。这两个司还未正式成立，先引起一些迷思。这些迷思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各位先行沉思，看看能否解开迷思？

（1）为什么在港澳办内成立这两个新司？

以国安工作为例，公开可见，目前涉及香港的国安机构和单位已有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公署、警队里的国安处。外界的感觉是，它们已着力行动，非常积极。基于保密理由，有关的若干编制、经费、运作均不公开。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的，不能一概批评，但引起的迷思是：

（i）是否上述机构和单位经过大约一年的工作，成绩未如理想，或者资源、功能和成效未足够，才需要在港澳办里再设“国安司”？

（ii）如果不是，那么，日后“国安司”的功能是什么呢？跟现有的机构如何分工？职能会否重叠？中国行政改革时发现，机构和职能重叠就会架床叠屋，政出多头（许家屯年代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与姬鹏飞主理的港澳办，就出现过这类问题），如何避免重复这类问题？

（iii）如果真的因为现行机构不足够而在港澳办再设“国安司”，那么，怎样才算有足够的机构和人力呢？这是否预示日后还有其他机构处理香港的国安问题？

（2）“国安受到威胁”是真命题？虚命题？还是伪命题？

先从真命题的角度看，维护国家安全是全世界政权（包括欧美国家）的共通话题；从国家应对外来伤害的层面来说，确有需要。官方基于“国际斗争的经验、掌握的情报、第一线消息”等材料，胸怀世界，为国为民操心，市民实在毋须质疑。但市民由于看不见国际环境复杂而引起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有设立“国安司”（着重政策、行动）和“新闻司”（着重宣传、教育）的需要了。很多建制朋友都这样教育我。

跟着从虚命题的角度看，平民百姓的确看不见官方所说的“外国势力”、“外部势力”、“国安受到威胁”，更多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自身权利被压缩，选举制度“完善”后失去很多选择，教育内涵变质，集会和表达权利受到似是而非或借词而生的限制，价值观在“被变化”……种种现象令市民感到国安威胁是虚，借外打内是实。官方以目标为本，因此少理。这是市民的主流反应教育我的。

再从伪命题的角度看，制造和强调“真实”是伪命题的常用方法，外国也有案例。最近新闻提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王妃访问就是一例；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制造“伊拉克有大杀伤力武器”的舆论，也是一例。目的是制造理由，为日后的行动创造依据和理据。

假如“国安威胁”是为官方其他行动开路的话，那么，港府近期的行动倾向，以及逐步传开的信息，就会引起市民更多迷思。例如，港府会否处理双重国籍问题？选民是否需要重新登记？如要重新登记，将增加什么需要呈报的内容？呈报的某些内容（例如BNO）会否影响选民资格？这些都有待澄清和解释，否则都会增加对“伪命题”的迷思。这是历史和现实对大众的教育。

把上述三种角度放在一起，我从来不会侧重一点而轻易否定其余，包括国家安全。但官方必须准确拿揑重点，并及早解说疑团，才能顺应和稳定民心，否则国安问题只会继续处於真实与假想的迷思之中。

（3）设立新司反映进一步直接管治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的方向已呈现世人面前。这是北京的需要，其中一个作用是避免香港成为国内外影响政局稳定的因素；加上20多年来，今天的领导层认为还未能达到回归的理想效果，所以在“忍够了”的心态下由（特区政府的）间接管治转为（中央机构的）直接管治。

除了政治、外交、涉台关系等方面之外，近期的例子还有：有说，财政部官员孙光奇空降紫荊文化（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并掌管香港多家出版、文化和传媒机构（详见5月10日《明报》头版报道）。如今港澳办拟设“新闻司”，相信与香港的传播事业有关。

其实，港澳办之下设立与宣传和新闻有关的部门不是新鲜事物。早在港澳办初建阶段，二司就兼负联络传媒的责任，司长容康更是香港传播界的好朋友、实朋友。为什么说他是“实朋友”呢？且听实例：一次，中央大员会见香港《基本法》草委后，查良镛出来简报内容，但未有官方版本；容康多番奔走，截稿前发出审阅后的官方版本，避免了胡乱的引伸。在1989年事件前后，他关心香港新闻界能否安全采访和撤离，办了一些实事。

可见，容康起了真正沟通和保护香港新闻界的实质作用，在上级指示与传媒需要之间努力平衡，发挥了“两制”的特色。他在工作任务、政策原则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探索，值得历史记载，希望日后的“新闻司”负责人也能成为香港传媒的实朋友。

顺道一提，老容逝世多年，朋友们不敢对他当年保护香港记者的事情作公开道谢，担心会影响其他人。前年，1989年事件30周年，我才在拙作公开向他致谢，想来又是一种遗憾。

至于传闻香港中联办法律部前部长王振民可能出任“国安司”司长，外界也毋须质疑是否合适。在各国的官场中，只要完成权力来源定下的目标、要求，就是称职的官员。所以，外界多点关注政策本身是否合乎民意，而毋须把重点放在执行者之上──除非执行者是“加码派”，把本来强硬的政策变得更强硬，进一步失去民意的支持。这是我对中国官员的理解，也是对他们的恳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