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

几10个欧洲国家，在地理上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但这种紧密换来的不是历史上的和平和稳定。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烽火连绵千多年，到20世纪前半叶时，欧洲人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将这种对抗和冲突推到了极点。也正是这连绵的战乱，尤其是一、二战的痛苦经历，使得人们体认到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

但于当时而言，人们对于未来又是普遍悲观的，因为大家看不到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须要赔款以及难于管理的债务，使得世界变得一塌糊涂。正是这一塌糊涂，才让国与国之间充满了对立对抗。也正是因此，更强化了经济的不稳定。

可以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才促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破坏性更大，因此人们认为战后的世界，绝不可愈发的混乱下去了。

于是许多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始转变观念。时任法国外长的罗伯特·舒曼就认为，欧洲要想走出历史上，尤其是一、二战那样野蛮的周期性重复与循环，就必须要有一种共同体的意识。在他看来，只有将欧洲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才能达成发展与繁荣的目的。其后，他便致力于欧洲共同体思想的宣传及制度的建构。

舒曼首先考虑到的是，煤钢于军事武器的生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要想促进欧洲的和平稳定，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在煤钢这两项资源上，对欧洲大陆的两大国——法国和德国，尤其是对德国形成约束。只要这两国在煤钢资源上被约束住了，欧洲爆发战争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

那么如何加以约束？1950年5月，舒曼给出了他的方案。他提议将法国、德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舒曼计划”。

这一计划得到了西欧各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响应，其中就包括联邦德国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明知道在这一计划下，德国的行动将会受到诸多限制。但他与舒曼一样，决定牺牲部分本国利益，敦促各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以此将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来谋求欧洲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得益于上述领导人的共同努力，1951年4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署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其后，欧洲在共同体的道路上，越走越宽：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署旨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

1965年4月，六国在布鲁塞尔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93年11月，根据内外发展的需要，欧共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欧盟由最初的煤钢联盟到经济联盟，再发展到今天的政治联盟，这个过程见证了它由小到大、从单一到全面，逐步形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联盟。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在的欧盟，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近年来英国的脱欧，表明这个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受阻，也使得欧盟前途顿时蒙上阴影。英国脱欧这一事件正考验着欧盟模式，考验着它到底能走多远、制度创新到底有多大活力。

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给人类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智慧，形塑了一个可供人们借镜的样本：它告诉世人，“消灭”潜在敌人，最好的办法不是传统的那种对抗，而是各方在一个共同体的认知下求同存异的联合。

当然，这尤其得感谢法、德两国，感谢它们甘愿牺牲部分自身利益，来促成这种联合的形成。得益于此，西欧千年来连绵不绝的战火得以平息，70年来人们享受着来自不易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它对全球，尤其是中美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