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上下必须互相发挥同理心，官民了解彼此的看法，才能“同舟共济”。

冠病疫情生变，社区病例增多，多个社区感染群扩大，无关联病例在全国各个角落冒出来，“中招”的包括各年龄层，病毒甚至已进入校园。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网上网下众说纷纭，民怨四起。

抗疫满周年，我们却回到“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本应该是“一次生两次熟”，其实不然，不少人就连戴口罩都马虎应付，戴没有保护功能口罩，或没把口罩戴好，只做做样子。

今年3月底，印度疫情突然“井喷”，全球提高戒备的时候，不少人要求政府即刻对印度封锁边境，得到的官方回应是，“新加坡人不应该有排外情绪和种族歧视”“新加坡需要印度劳工”。与此同时，来自印度的入境者变成“南亚人士”，“印度毒株”变成“南亚毒株”。

不少人把传播力更强的印度毒株的输入，归咎于本地工作的印度白领把家属接来避难。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共识。

卫生部在回应媒体有关境外输入病例的数据时说，“南亚”的B1617变种毒株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把它视为“须关切变种”。这个说法引起不少网民的不满，认为卫生部“顾左右而言他”，有推诿责任之嫌。

其实，我国避免把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毒株B1617称为印度毒株，一来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不以地域名字为病毒命名；二来也顾及新加坡的外交利益。去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后，新加坡也很快响应世卫的呼吁，为冠病正名。

然而，“南亚”成为了“印度”的代名词，却也把南亚其他国家拉下水，对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有欠公平。印度的南亚邻国直接面对印度变种毒株的威胁，跟印度边境互相开放的尼泊尔已惨告沦陷。

我们对印度客气，印度却有政客不领情，甚至干脆把传染给新加坡的毒株称为“在新加坡发现的毒株”，而要求印度政府切断与新加坡的民航联系。德里首席部长凯吉里瓦尔在推特上的言论，也许的确是担心印度毒株“出口转内销”，也或真的有意颠倒是非，我们只能说他“居心叵测”。

德里首席部长的这一番黑白讲，可能在国际上以讹传讹。本地已有网络论坛跟着唱和，得到当局发出的“更正指示”。兹事体大，我国外长维文向印度政府抗议，以正视听。

抗疫是一场长期的全面战役，政治领导人必须挑起领军重任，这是新加坡跟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些国家和地区把疫情当作公共卫生问题，政治领袖置身度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巴西和印度的无为放任，可供世卫当作反面教材，以教育后世人。

与我们最亲近的邻国马来西亚，疫情不断恶化，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例屡创新高。抗疫似乎就是卫生总监诺希山独自在“打个人球”，让我们隔岸看得心惊胆跳。

去年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眼明手快，先在研发疫苗的外国公司投放研发资金，使得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取得疫苗供应，迅速启动全民接种疫苗计划的亚洲国家；在追踪病例、检测和本地疫苗研发上也做出不少投入。

然而，今天社会上却充满消极情绪。一年前，客工宿舍失守，全国可能沦陷的危机压顶，人民高度依赖政府的应变，全民抗疫“同仇敌忾”，散发出的正能量，今天似乎已被负能量所取代，人们已把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忘得一干二净。

一年多来，卫生部天天在报章打广告，灌输人们积极抗疫的意识，从提高人们对冠病的认识，到今天告诉普通读者所谓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冠病疫苗如何发挥作用，注射后有些什么正常反应等等。

全球疫情一直在演变中，政府的公众教育也成了一项长期工程。

政府如此认真进行抗疫公民教育，不是全世界“之一”，而是“唯一”。所以，如果说政府今天正面对一场公关危机，听来显然是一种矛盾，但眼前的现实又似乎给人如此感觉。

世界经济论坛和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相继取消，固然叫人失望，但这对政府和人民都是一个及时的提醒。长期抗疫需要政府的魄力、勇气和毅力，以及社会正能量的支持。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5月20日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线上国际会议上说，如果全球不加强合作遏制病毒，人们就会陷入一波又一波无休止的感染，还有可能孕育出更致命的毒株，破坏现有的措施和疫苗功效。

身为小国，“全球合作”是新加坡必须表达的正义之言，但在疫苗分享这个大课题上，大国、发达国家都各有盘算，先照顾自己的国民需求也属天经地义。

自从我国去年底疫情放缓以来，我们常听到“疫后”如何又如何，好像“疫后”就快到来。其实，“疫后”似近还远，前途未卜，叫人沮丧，导致社会怨气上升。此时此刻，上下必须互相发挥同理心，官民了解彼此的看法，才能“同舟共济”。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且用李白《行路难》两句诗，为我们自己添一点慰藉，鼓舞一点士气。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