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彦汶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最近踊跃就房策表态。他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建议政府动用千分之二的郊野公园面积兴建2万至3万个平均呎价6000元的居屋单位后，日前接受《点新闻》访问时，则批评当下房屋问题严峻基于公务员没有做到“Do it or die”的要求，例如一份文件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阅需时数周，拖延政府施政效率。然而，房策不彰并非今届政府独有，而是历届政府长年累月堆积而来的问题，即使是梁振英五年任内，楼价同样一路高涨，公屋轮候年期也是有增无减。试问，没有本着“Do it or die”决心的，又岂止公务员？

梁振英在访问中表现出自己对劏房户的关注，更忆述2011年的“花园街排档大火”9死24伤的惨剧，称香港需要学习内地、新加坡，与时间赛跑，不然“劏房的家庭每住多一晚，就多一晚火灾的风险”。梁振英又指，这件事令他有所感触，“如今不是没有建屋计划，但如果是为了所谓普通法的传统，遵循漫长的流程和程序，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少场大火？烧死多少人？”诚然，这番义正辞严的言论是当今从政者必须有所反思的，但如果只把责任推卸到“公务员”及“普通法”之上，而没有反思自己任内不足之处，也实在难言公道。

事实上，梁振英的竞选政纲及首份施政报告均以房屋政策为重点，并且提出“协助基层上楼、协助中产置业”的目标；可惜，回望他五年任期，那目标却是一场无法实现的美梦。

公屋落成量每年均不达标

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选举的竞选政纲提到，其中一个目标是为兴建足够公屋满足低收入市民的住屋需求。根据立法会袐书处2013年的文件，当中指出梁振英刚上任的2012年，全港共有约6.7万个劏房，合共有17万名居民；而根据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即梁振英任内第四年，全港已有9.3万个劏房，合共有21万名居民。简单比较可见，梁振英任内，劏房居民数字有明显上升，而且劏房数量亦有增加。劏房数量的增加，意味基层市民对于劏房的需求提升，其需求则源自于那些年来的公屋供应根本无法应付基层人口。

另外，梁振英还在政纲提出“加快完成现届政府已公布未来5年兴建的75,000间公屋，把计划在后期落成的一半单位，约35,000间，提前一年落成”及“确保家庭申请者及35岁以上‘非长者1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同为3年”。可惜，他任内并没有完成相关目标——根据房屋署2016年的数字，一般申请者，即包含梁振英所说的“家庭申请者”及“非长者1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4.1年；房屋署更在文件称“平均轮候时间约三年的目标并不适用于非长者1人申请者”——这句话与梁振英的竞选政纲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无法达成短期目标，遑论长期目标。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决定采纳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的建议，增加房屋供应，未来10年供应总量以47万个单位为新目标，公营房屋佔六成”，即28万个公屋单位。不过，梁振英任期只完成了9%，下两届政府需要在他卸任后的八年内，每年极速落成3.2万个公屋单位才能达标。

楼市“辣招”不够“辣” 私楼价格不跌反升

为增加香港房屋供应，梁振英任内改划约111.59公顷的土地作住宅用地，但公屋供应量却比上届政府下降了11%，反而私楼供应比上届政府高出45%。根据运输及房屋局数字，2012年第2季的一手楼落成量为6.5万伙，而根据2017年的一手楼落成量为9.4万伙，足足上升了44%。若增加私楼供应是希望能达成“协助中产置业”的目标，他的想法可说是“大错特错”。姑勿论他在私楼买卖市场上实施过多少政策抑压楼价，在客观事实上，私楼售价于他在任期间上升49%，租金亦上升18%。根据差餉物业估价署，2012年的私楼价格指数为206.1点，而在2016年尾便升至306.6点；2012年租金指数为144.8点，到2016年尾已达171点，可见他的政策根本无法协助中产市民更容易置业。

确实，梁振英在任内多次公布能够协助港人置业的楼市政策——印花税及“港人港地”政策。但从以上不断上升的楼价而言，政策对中产置业似乎毫无帮助。香港私楼除用作自住外，有不少商家会对私楼具投资需求。印花税本意是用作遏止这班商家购买私楼作炒卖，但数据显示印花税这项楼市“辣招”的力度太弱，根本无助制止这些投资需求。另外，梁振英最重视的“港人港地”，也难言是丰功伟绩——政府于2013曾推出两块属于“港人港地”的地皮，其后用作兴建“啟德一号”，而该项目却是整个计划的唯一，之后政策便“无疾而终”；再者，这个项目的成交价亦不是一般市民可以负担。2016年，家庭平均入息中位数为2.5万，该项目的平均呎价是1.5万，究竟有多少市民能够购入价格如此高昂的单位？

当然，房屋建造需时，梁振英任何的供应不达标，绝不能全然归咎于他及其问责团队，但同样的道理，作为梁振英继任人的林郑月娥任内，当房屋供应持续不达标，需要问责的亦大有人在。负责执行政策的公务员当然难辞其咎，但作为公务员的领袖，也没有理由卸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