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20年前，我国一位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访问，特意到当地一所幼儿校园参观。我有幸以记者身份随行，开了一次眼界，猛然发现教育这回事，原来不必办到如临大敌。

那是寒冷的一天，幼儿园则是热烘烘的。一入室内，扑鼻而来的是香喷喷的面包味道，一群娃娃厨师正似模似样地边烤边吃。再往里头走，只见另一群娃娃正抢着说话、乱跑过位，手里是各式玩具，分不清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学。走到室外，在偌大的草场上，玩翻了天的众多小家伙，一脸一身都是泥。

在这个北欧儿童乐园，没有正襟危坐的学生、正色厉声的教师。他们之间的互动，有时小孩主导，有时教师主导，像是平起平坐的生活伙伴。我当时想，若有新加坡虎爸虎妈在场，必定心有千千结：孩子嘻嘻哈哈masak masak过日，哪里学得到什么？

在我们的社会，读书学习讲究“苦”字诀；莘莘学子，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才可成龙成凤，社会也才有望“刚强勇猛”，而游戏玩耍，总有“不务正业”之嫌。

苦学苦教苦拼，乃立国基本信念。稍微有点松弛迹象，必定警报四起，引来长官一顿训诫。因此，当年领导人远赴北欧寻找灵感，去看一个很不一样的教育模式，看人家的孩子如何快乐学习，这中间有个时代背景。

话说第二代领袖掌政后，立志“更仁慈宽容”治国。他们着手为社会松绑减负，通血活络。教育这一块，盘根错节，可松可减的地方多。在这个世纪之初，电子信息开始当道，科技企业一片火红，创新创意成了时髦人的口头禅。相对的，各地儒家社会显得老气横秋，那种满堂灌、死记硬背的教育，越看越像是一种负累，让人觉得非革它一命不可，否则下一代脑子转不了弯，追不上那个勇敢的新世界。

那时，教育改革的迫切感，刚好碰上一股学前教育热。西方专家研究发现，幼儿教育影响深远。三四岁入学接受启蒙，学习的道路走起来会更坦顺。

在新加坡，政府决心全面提升学前教育，并倡议顺应儿童天性，寓教于乐，让孩子学得随意，学得乐意。教育部还直接介入市场，自行开办幼儿园，让社会各阶层的小孩都能得到优质教育。

贫富差距是社会重症，学前教育被视为一大解药，任重道远不在话下，但它也带来全新的竞争压力。敏感父母心，他们感到竞争的提前，从六七岁提早到三四岁。那些把孩子送进收费不菲的私校的，并自觉孩子跑在前头的家长，现在感到后有追兵，不得不设法让孩子加快脚步。

自由市场里，有需求就有供给。在政府提倡寓教于乐时，一些业者则逆势而行，不用摩登红毛式的，而是回到传统土方治学；教师一字一句的灌输，孩子正襟危坐的吸收；所谓的游戏，只是用来点缀增色装饰门面。业者和家长的默契是，到了上小学时，你的孩子该会的早就会了。

当然，课余课后，还有各式才艺班、各种益智醒脑课，让孩子的童年不留一点白。最近冠状病毒加紧作乱，补习中心成了一大扩散地，折射了这一教育现象的普遍。

最近在《联合早报·交流站》，读者符婉月分享她的观察：幼儿教育“小学化”的趋势，是各国幼教工作者努力抵抗的一股热潮。她奉劝本地家长让孩子按部就班地学习，不要揠苗助长。

在中国，“幼儿超前教育”是热门课题。幼儿园教育正向小学靠拢，校外培训业者推波助澜，乖离了政府要让“幼儿在各种游戏中欢度幸福童年”的目标。这显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业者与家长，你情我愿，让幼儿提前学习小学课程。眼见这一情况，教育当局紧急喊停。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在一场会议上感叹：“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势下，东亚社会的家长争先恐后，西方人士也开始学会怕输。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虎妈虎爸群体正在壮大，孩子刚满三四岁就开始请家教。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校园里，亚裔学生称雄称霸，让白种人倍觉压力。一些富有家长为了让孩子挤进这些名校，不惜行贿造假抵触法律。

家长的焦虑和孩童的压力，各地善良的政府看了于心不忍，近年纷纷推出减压减负措施，设法把考试成绩请下神坛，不让孩子一考定终身，也不让分数成为收生的唯一考量。在新加坡，领导人还说，一纸大学文凭，你有最好，没有也OK，因为还有其他路可走，行行都可出状元。

然而，这些减压的话语，细究之下，总与现实有一段距离。社会没变，谁敢先变？谁敢低估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人们的感觉仍是：孩子要上一所好的学府，要得到一份奖学金，要有一份好的职业，好分数也许不是万能，但没有好分数，肯定是万万不能；你连被考虑的机会都没有！

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但每个父母也不愿看到孩子在人生赛场上落后于人。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