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格鲁伯

西蒙·约翰逊

基础设施，即支撑生产力并创造高薪优质岗位的共享系统。在美国共和国早期，伊利运河连接了哈德逊河和五大湖，为贸易和移民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9世纪晚期，铁路改造了美国。参议员克莱（Henry Clay）呼吁联邦政府主动采购此类建设“美国系统”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继续了这一努力。

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一套基础设施投资，以可用技术为基础，着重于生产力增长和就业创造。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基础设施计划中，承诺加大对科学的资助是正确的做法。

拜登的共和党对手却不同意。在他们看来，美国只须要更新一些二战后的有形基础设施，比如最常见的“道路和桥梁”。当然，美国确实须要修复所有老化的桥梁，确保美国人能够安全、以合理的速度出行。自195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毫无疑问，基础设施的这一方面必须跟上脚步。

但是，美国二战后的繁荣，不仅仅建立在良好的道路和桥梁上；它利用了更广泛的推动力来生产共享的科学知识，并使其在私营部门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科学做了大量投资，因为它担心纳粹德国和苏联也在这样做，这是正确的。为了支持这一努力，两党达成共识，联邦政府应该在数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所有领域加大投资。

至19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公共科学投资上的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取得非常惊人的回报。如今每一个科技巨头都是在联邦研发投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40年代抗生素的大规模生产，到19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今天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在卫生领域更是硕果累累。

这些科学投资不仅改变了我们解决问题和拯救生命的方式，也创造了无数好的工作岗位。起源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基因组领域，现在雇佣了大约27万人，平均年薪为7万美元。投资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每1美元，都会创造超过8美元的额外私人投资，并为使用所开发技术的公司的股价，带来3美元的股票市值。

然而，自那以后，美国已放弃了为基础科学提供公共资金的承诺。联邦政府的科学支出已下降到只占GDP的0.6%，在世界上排名第12。中国则正在加倍加大对科学的投资。中国目前在政府支持的科学上的支出，约占GDP的1.3%，相对于各自的经济规模来说，这一比率是美国的两倍。

如果我们想创造就业机会，拯救生命，保持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投资，就像我们需要政府为道路买单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一家私人公司对构建基本面感兴趣，因为这通常不是利润所在。正如道路将一座私人建筑与另一座建筑连接起来一样，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理解公共科学投资为社会所创造的利益。

同样，为民众接种冠病疫苗不仅有助于个人获得保护，也让面对面交流再次变得安全，让经济得以重启。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实际上是在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让美国经济得以重启。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不符合任何一家公司的利益，但如果没有这几十年来的投资，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研发出疫苗。

在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的拨款中，1800亿美元用以增加联邦研发支出。它还承认了由科学证明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即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报，难以置信地集中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在过去的10几年里，科技行业90%的新工作岗位，只出现在五个沿海“超级明星”城市。

一个重建公共科学基础设施的全面计划，应该包括在美国各地创建新技术中心的重大投资。我们在《启动美国：科学突破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一书中提到，美国超过35个州的100多个城市，拥有成为下一代创新中心所需的优秀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集中投资于这些地方，将能使它们更好地与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中心竞争，这是一个可以在全国普及科学和良好就业的“跳跃起点”。拜登的计划就包括用于这些关键投资的200亿美元。

此外，拜登的计划认识到，几10年来美国企业税基的广泛侵蚀，意味着私人使用公共科学所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这些公司富有的股东们所占有。对企业增税，既为这种形式的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公平的融资来源，也有助于确保投资的好处能让更多人分享。

作者Jonathan Gruber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Simon Johnso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2019冠状病毒疾病政策联盟”（COVID-19 Policy Alliance）联合主席。约翰逊与格鲁伯合著有《启动美国：科学突破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英文原题：Infrastructure for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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