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有几个角度受到世界关注。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美中对立。2020年1月，美中两国政府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仅限于降低关税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对中国来说，难以让步的产业补贴等领域虽然被推迟了，但是在以后的美中贸易谈判中，这个课题被认为是巨大的障碍。

其中，通过政府以某种形式参与的投资基金，即所谓的产业补贴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援，受到美国的强烈批评。这样的产业补贴，特别是地方政府设立相关的制度，是否可以说是因政府介入而扭曲了市场，损害公平竞争的恶性产业政策呢？这个问题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第二，自2020年开始明显浮现的事件，使得中国政府以反垄断法之名，对阿里巴巴等平台企业进行取缔，被怀疑是否具有整合性意义。美国的四家大型IT企业，即所谓的GAFA（谷歌、苹果、面簿、亚马逊），在中国的活动受限，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大型平台企业在保护政策下兴起，因此具有产业政策宠儿的性质。

但好景不常，由于这些大型平台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过大，中国政府开始对它们实施限制。2021年4月，阿里巴巴采取所谓的“二选一”政策，在电商开店时禁止它们在竞争对手平台开店，妨碍了公平交易，因此被处以182亿2800万元人民币（约37亿7300万新元）的巨额罚款，这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三，中国政府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实现脱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为了治理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向电动车的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补贴等，积极推进电动车普及化的政策，但此举还可能有一个目的：在更容易开发的电动车领域，培养世界顶尖的制造商。

中国政府在2021年引进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初期以大型电力公司为对象，后来据知构想已扩大到石油化学、钢铁、航空等行业。

如上所述，在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上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重点。

第一，中国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不像一部分媒体所宣传的那样，类似国家资本主义、歪曲市场。事实上，从现在的经济学潮流来看，其产业政策的意义是充分合理的。近年来在主流经济中，对产业政策的重新评估正在急速推进。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研发补助金、研发经费的税务优惠、专利工具（由专利产生的相关利益的优待税制）等也非常多样化，对基于实证研究的各项评估正在进行中。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经济学上产业政策的再评估，中国的做法再次受到关注。当然，对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关注度的提升，和美国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崛起的警戒，并采取对抗性政策有直接关系。

此外，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对平台企业垄断国内市场和避税等行为的批判日益高涨，与征收数字服务税等的政策遥相呼应。可见中国当局在充分学习了西方国家的行动后，制定了这些政策。

第二，中国在决策过程中，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的央行和国有银行部门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在政府加强对阿里巴巴监管的背景下，蚂蚁金服被指积极提供金融服务，对国有银行经营造成压力和担忧。神户大学的川岛富士雄教授表示，为应对蚂蚁金服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引进数字人民币，即使不依赖支付宝等平台企业的结算服务，也可以收集消费者的信息。由此，政府和平台企业的“蜜月期”结束了。

他也表示，应当限制金融平台的意向，在政策上得到了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1年第15期《财新周刊》刊登了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关于支持向平台企业导入数字服务税的访谈内容，周的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脱碳措施方面，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有人认为应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发行“绿色债券”，作为筹措资金的手段。另外，针对关怀环境的企业推动的所谓ESG（Environment，Society，Government的英文缩写，即环境、社会、治理）投资机制，以及为了顺利进行排放权交易而建立相关金融交易市场方面，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部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上所述，必须注意到在与外资企业和民间企业的竞争中，中国的产业政策一贯都会保护国有银行部门的相关权利。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充分追求经济效率，其实施手段是基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潮流而加以提炼制定的。我们须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并密切关注其趋势。

作者是神户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