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计巍巍

最近两场关于香港的历史文化活动，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香港地方志中心承办的“以史为炬，照亮香港未来：香港修志现状、功用与前景”研讨会，另一个是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南越王宫博物馆合办的“岭南二千年中心地——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成果图片展”。前者以高规格的会议形式推出，媒体打出“香港地方志呈现香港、内地‘共有历史’”、“50家在港中资、港资、外资企业捐资编纂”之类的宣传标题。而后者则未见于宣传，如果不是偶然走去文物探知馆，一定不知道此展览的存在。方志与物质文化遗产同为历史客观材料，而热闹与冷清的对比，体现了香港社会的失范状态。社会各方——香港政府、中央政府、香港各界和市民，在试图解读历史和诠释身份认同上都显得无所适从。

物质文化遗产见证历史、地方志述而不论，公众有机会通过物质文化遗产和对方志记载的解读，去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许因为看到身份建构的路径存在，才有了官方高调的宣传和资源投放。然而，身份建构的主体是民众本身，市民解读历史材料和物质文化遗产必然基于当地传统和观念，这种传统和观念，往往有其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根深柢固的影响。比如，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成果展上，有一小朋友问其父亲做考古的原因，这位父亲的解释是，做考古是因为要搞城市建设。考古为了完成城市建设，这就是香港发展为先的本地视角所诠释出来的材料。可见，客观材料的诠释建构身份认同，必然是通过市民的本地视角来实现的。

香港、大陆的“共有历史”虽然可以统一在同一叙事框架下，但是叙事中的彼此关系、知识信息可及性的不平等，也可能造成排斥和误读。从南越国宫署展览说开去，广州为汉朝南越国的核心地望（地理位置），而今日香港之地多为当时文化辐射的边疆。可见，虽然统一于华南史的叙事框架之下，客观物质文化所揭示的两地地位不同，这种不平衡跳脱于香港市民所熟悉的当代香港国际大都市视角，可能会引发思考。一个国际大都市实为边陲之地？这种在“共有历史”材料中反思的能力，需要市民具备文化历史“发现的眼睛”，即一定的文化遗产与历史知识，比如明白什么是考古学文化、越人是什么人等等。

文化遗产是社会的，历史是全民的，客观了解文化遗产和历史是市民的社会权利，参与文化遗产管治亦是市民的社会责任，反思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是一种能动。狂飚突进和寂寂无闻都不是通往社会文化遗产及历史良治的道路。历史是客观的，而对历史的解读要通过公众的能动。由于并非所有市民都具备理解文化遗产、管治文化遗产的充分信息，因此，需要专业人士作为沟通者和阐释者，专业组织作为中间界面，为市民和官方提供管治平台。

香港九龙寨城旁龙津桥的保育展演，是一个由专家引导下，市民与政府共同管治、达成合理文化遗产保育的好例子。考古专家通过发掘和研究，重新诠释了龙津桥的历史意义，重现此200多米之码头在中国海关及军事史上的重要作用，揭示此文化遗产体现《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清政府在飞地与英殖民者的军事竞赛，见证了中英政府在治辖与军事的顽强对抗。专家基于考古结果得出的文化遗产新解读，让大众产生反思：原来将龙津桥诠释为无重要意义的民用码头，并不符合史实，而是殖民统治下的惯常政治鼓吹。政府在2010年至2011年进行两阶段的公众参与咨询，并将龙津桥保育放置在城市区域发展的层面协调，这是结构层面。市民在得到关于文化遗产的充分信息及对文化遗产历史意义进行反思之后，在展示设计阶段参与进来，最后形成的龙津桥码头活化展示方案，是符合保育原则的、市民眼中的香港历史。

由此可见，专业引领下，市民、政府信息充分对称，达成结构与能动的统一，是解决香港社会失范，通向良治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