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

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口将出现萎缩这一传闻在中外广泛流传。5月1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国人口仍继续增长，但新生人口仅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有大幅下跌。

上溯最近几年的数据，中国新增人口数量总体一直在持续下落，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交替水平，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人口萎缩、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更是对中国未来人口大幅萎缩的前景一片惊呼。

其实，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负担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人口高度老龄化、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国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总人口未来可能迅速衰减，还在于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

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影响，已有诸多媒体和学者评析，笔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许多人将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大幅萎缩，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诚然，中国持续30年左右严厉的计生政策，的确对压低了中国人口尤其减少青壮年人口，也对“少生优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生育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当2010年代计生政策逐步放开之后，中国人口增长率仍然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落，就无法再拿计生政策当靶子了。

笔者认为，中国新生人口连年下降、总人口面临萎缩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个人权利的缺失，而导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这恰与欧美发达国家因社会保障充足而减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都提到房价对生育倾向的抑制作用。其实，住房只是中国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刚需”领域，中国民众背负着几重沉重的负担。

以医疗为例，中国名义上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多数人享受的实际报销比率并不高，许多特效药物、治疗设备和治疗项目并不在普通民众的医保报销范围。即便有一定的比例报销，剩余须自费的药金诊金依旧贵得惊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将艰难的看病经历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涨船高。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将孩子从幼儿园供养到大学，许多中产家庭付出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社会化养老作为较为新兴的行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的养老机构则收费昂贵。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对如此巨额的生活成本，顾老就顾不了小、补西墙就要拆东墙的状况，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孩子给自己添负担呢？至于养儿防老，但养儿如此大代价，儿子还要养再后面一代，须要承受的负担更多更久了。

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之所以昂贵，很大程度在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如中国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房价的高企更是将公共必需品高度商业化的恶果，房地产业成为权贵和奸商巧取豪夺的工具。

在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中国还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国众多打工者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至于名额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业救助金申领更是难上加难，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领到；领导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免费养老到死，一些普通城乡居民得病则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

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再分配也一样，本应该缩差，倾斜于穷人、为弱势群体兜底，但现实却相反，中国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后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

民生问题背后，还有更加复杂尖锐的民权问题。中国社会治安好于绝大多数国家，但人们的安全感却并不那么高。据“社会进步指数（SPI）”，中国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远没有治安状况表现出的那么好。窥斑见豹，可以推知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

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须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所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对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加剧了中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当人们生活在缺乏公平正义、各种权利时常受到损害的社会中，而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时常受到伤害的环境中，选择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民生是更广泛的民权，民权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严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民权和民生都出了很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到处死气沉沉，人们看不到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可能，天天讨论“内卷”和“摸鱼”，生活变成煎熬，对当下和未来都失去信心，又怎么会积极生育，将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孩子生下来呢？

中国要解决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缩的危机，不能只靠放开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补贴，那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

真正须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权民生，健全法治、捍卫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提供有导向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爱与和谐。给人民以希望和未来，人民才会生育下一代，让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传。

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需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加剧了中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撰稿人，
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