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并不陌生。这位哈佛大学著名教授1993年在美国深具影响力的《外交》学刊，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性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得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在外交政策和学术圈更触发了没完没了的激烈争论。

该文的主要论点是：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政治可能会以“西方对垒非西方”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权和价值观的反应为主轴。反西方的合作最突出的例子，是儒家思想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系，双方都在向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强权发出挑战。因此，西方必须遏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的军事力量的扩展，并利用儒家思想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歧见和冲突。

亨廷顿这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所引起的热烈辩论，跟新加坡密切相关，对我们有特殊意义。隔年7月，刚好新加坡国际基金会邀请我在“1994年度新加坡学生研讨会”发表演讲，我就乘机凑个热闹。在那篇题为《多元文化：新加坡的天然资源》的演讲中，我向现场的在本地或外地求学的新加坡大专学生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迁移本地的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接着，我意有所指地指出：“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这些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突，也没有破坏我们的国家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我们因而可以汲取这些文明的丰富文化资源的力量，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我当时只是趁亨廷顿热“借题发挥”而已，并没有尝试否定他的观点，也完全没有这个能耐。我也明白新加坡的情况独特——我们毕竟是个“非典型”的国家——未必具有代表性，而亨廷顿提出的其实是一套极具独创性、非常富有洞察力和远见的国际关系论述，为世局的宏观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

追读亨廷顿于是就成为我的业余兴趣。1996年，他在收集《文明的冲突？》所引起的反应和批评后，在该文基础上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进一步阐述和捍卫自己的观点，更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他的主要论点没变：冷战后的世界，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冲突或战争将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据此，他提出了一个看待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范式，希望文明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演变。

现在回头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25年前所做的预判相当准确——2001年震惊全球的九一一恐袭以及接下来一连串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重大武力冲突，如阿富汗战争（美国参与最长久的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的起落等，都几乎按照他的文明冲突范式进行。

迈入21世纪20年代，西方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尚未完全消退，另一场更大更严重的文明冲突已经在热辣酝酿了。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中国正逐渐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让原来占据舞台中心的美国感到越来越不自在。中美两强的关系日益紧张，已成为当前最大的国际热点，双方剑拔弩张，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使全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局势，让原本已被冠病疫情、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贫富悬殊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世界雪上加霜。

对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多数论者总爱归咎于另一位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尽管中国一再强调没有夺取霸主的意图），两国势必一战。但这纯粹是根据过往战争发生的规律所做的预测，并不是铁律。跳出这个陷阱，重温文明冲突论，也许更能充分解释双方当前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

西欧各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与中国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却和美国拥有共同文明渊源的西方国家，在一些涉及中国的课题上，包括人权议题以及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与美国取得了高度共识，采取共同立场，形成统一阵线，不正是中西文明冲突的明显体现吗？必须指出，这些共识并不只存在于西方精英阶层或政府之间，而是获得了继承同一文明的广大民众的支持。

关于中华和西方文明的一些矛盾，学者（包括亨廷顿本身）已多有论述，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继承了儒家精神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强调权威、重视等级、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保持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顾全面子、顾全大局。

这些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拥抱的主要信念形成了强烈对照：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强调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此外，相对于中国人对历史的深刻铭记、将长远利益放在首位，美国人似乎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这些价值矛盾是导致两大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

亨廷顿指出，美国是个具有浓厚传教士精神的国家，习惯按照自己的信条来看待其他国家，与美国信条相悖的就趋于对立——这意味着中美冲突无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在2018年他逝世10周年时，另一位著名哈佛学者、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国家利益》学刊撰文纪念他时写道：“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是围绕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植根于复杂的历史过往之中，而且这些价值观最终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的。特别是，亨廷顿认为自由民主背后并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源于西方的经验，而且深深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历史。”

虽然文明冲突论就像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一样，被认为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亨廷顿提出的精辟论述和见解，对世人了解当前的中美冲突的确很有帮助。身为新加坡人，我们尤其应该加以重视，因为在这场文明冲突中，我国恐怕很难不受波及。无论基于地缘政治还是文化价值的考量，我们几乎都处于冲突的风眼中。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对四大文明兼容并蓄，外人总是无可避免、有意无意地突出我们的中华色彩。

其实，亨廷顿就将新加坡当作“中华－儒教文明”的成功范式之一，替我们选了边。在一场涉及我们所继承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国际冲突中，新加坡能完全置身度外吗？国人向来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和谐及内部团结，能承受得起强大的外来冲击吗？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既然重温亨廷顿，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他对新加坡这个非典国家很有兴趣，对建国总理李光耀这位在国际上受到景仰的政治家也颇为赞赏，在著作中时有提及。但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突然做出了李光耀将会“人亡政息”的惊人预言。

他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将会在李登辉死后继续存在，而李光耀的政治体制则会与他一起长眠地下。这番言论在本地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许多新加坡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各种论坛和媒体上，对他口诛笔伐，严加抨击。让他们尤其受伤的是，亨廷顿是在褒“彼李”之际贬“此李”。

如今回过头看，部分国人当年的一些过度反应殊无必要，我们对自己应该更有信心。若不同意亨廷顿的看法，更切实的做法是努力证明他的预测是错误的。其实我们也无须刻意向谁证明什么，最重要的是善加保存建国先驱所留下的那些能确保我国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良政良治，并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台湾的民主也好，新加坡的体制也好，能够在变幻莫测、充满凶险的纷纷扰扰世局中，避凶趋吉，保障人民的和平福祉、安居乐业、光明前途，这样的制度传承才有意义。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