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旺报社评

拜菅会的《美日共同声明》重提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美、日及两岸舆论纷纷拿来和1969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发表的《共同声明》：“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表述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时隔52年，且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美日同盟对台湾问题的重新表态，代表“美、日无视北京的‘核心利益’，积极介入‘台湾问题’”，意义重大。

大陆评论悲观认为《美日共同声明》言及台湾，形同对中外交倒退回1969年。台湾则将此视为美日同盟对台湾安全的“再保证”，乐观期待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时协防台湾。无论大陆的“悲观”或台湾的“乐观”皆脱离现实，且忽略今昔状况不同。

相较于1969年《美日共同声明》明记“台湾地区”，此次则以“台湾海峡”为对象，此虽为对“两岸关系”的关切，却避免对“台湾问题”直接涉入，意在降低对中关系的负面影响。此外，当年正值美苏冷战，尼克松意图打“中国牌”，改变“中国政策”，美国须对“追随美国”的日本有所交代，在“台湾问题”上给日本“定心丸”，以消弭日本对美疑心暗鬼。

尼克松向佐藤表态“美国对中华民国在条约上的义务，美国将遵守此义务”，亦即美国当时无意改变对台外交承认。因此尼克松及佐藤的《共同声明》与其说是“美日同盟”对台安全承诺，不如说是美国对日本的外交保证，使佐藤内阁相信尼克松政府在对中关系调整中，不欺瞒日本。

然而这次的《美日共同声明》，肇因于大陆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两岸紧张升高，美、日共同对北京表态关切台海局势，其背后主要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向积极寻回同盟、确立印太统一阵线的美国总统拜登“表忠”。但日本无意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性后退，以避免损及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日本外务省强调，声明中维持“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基调，即是向中国传达，日本无意改变以往立场的讯息，以防北京过度反应。可见菅义伟不乐见前首相安倍改善中日关系的成果付之东流，希望在安保与经济之间取得平衡。而北京在严词批判《美日共同声明》之余，仍留余地，未召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抗议，将外交抗议层级止于公使，此说明北京仍寄望日本共同维系中日关系。

台湾在日本安保政策中极具份量，但《美日共同声明》对美国介入“台海有事”，日本自卫队如何对美军进行后方支援，亦或是援引“限定的集体自卫权”以武力予以反击等事态存而不论，此即菅义伟在国会答询所指“完全没有预判（设）军事的介入”，“不以军事介入为前提”，此态度透露日本要“抗中”，要“挺美”，但不会彻底与中国为敌，中、日将是视情况而定的动态关系。驻日代表谢长廷闻讯“拜菅会”的《共同声明》言及台海，即高谈美、日、台之间应尽快举行联合演习，此是过度解读美日同盟对台海的立场。美、日仍无意改变70年代建立起来的对两岸政治框架，此为台海和平及稳定的基础。

《美日共同声明》的关键字虽是“和平”，但日本财经界忧心中日关系恶化的走向可能波及经济，此反映在“拜菅会”后，日本股市的中国概念股走势疲软。菅义伟积极回应拜登的供应链“脱中国依存”构想，不仅日本企业今后对中国投资的自由度将受限，美、日在5G技术及半导体供应链重构等议题达成的战略共识更可能使中日关系脱离过去“政冷”仍可“经热”的历史经验，而将彼此推向前所未见的“经冷”，此恐导致中日关系更形脆弱，容易发生冲突。

2021年的美日同盟迥异于1969年，冷战亦已时过境迁，“冷战型同盟”的归位不是与中国竞争的必然，此无助日本转型为“正常国家”，更有碍气候变迁及防止核武扩散等全球议题的合作。中日关系难脱近代历史的摆荡，在良窳交替中前进，但避免冲突应是双方底限。

中国与美、日将且战且走，至少现在不摊牌，因为这对任何一方皆没好处。谋定而后动，创造有利于已之势，始能立于不败。历史殷鉴不远，各方了然于胸，不急于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