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精英主义固然有其应被诟病之处，但在民粹主义的危险日益凸显之际，如何通过这个压力测试，考验的恐怕不仅仅是行动党而已。

已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敏锐地指出，自由民主主义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理想状态是精英治国，因为普罗大众并不具备了解大政方针的必要知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又必然导致挑战精英主义的大众民主参政。霍布斯鲍姆主要的着眼点，是论述19世纪西欧民族主义的兴起，但他的真知灼见，同样能够用来观察21世纪的民粹主义。

人民行动党第四代领导班子的接班波折，间接印证了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经济高速起飞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谓的“立国一代”阶段，行动党执政风格的精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当时所形成的从政人才汲取方式，基本沿用至今。那些没有投身商界创业的人才，即以“学而优则仕”的途径进入政界，或先以政府奖学金得主身份，在公共部门出任高职，或在军队担任高级指挥官，累积一定的行政主管阅历后，便通过执政党的金字招牌，经大选选民委托的程序被招揽入阁。

虽然在第二代总理吴作栋与第三代总理李显龙的时代，因时代风气转变和为了树立自身执政风格的考量，而提出了形式不一的“协商式政治”号召，但执政的底色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一直到2011年所谓的“分水岭大选”，反对党突破集选区堡垒，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才面对必须改弦易辙的挑战。

用“自由主义”来形容行动党的统治，或许会引起一些政治观察家的抗议，但从基本概念、形式及精神而言，继承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度的新加坡，在程度上可能偏离主流，但性质上确是符合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自由民主主义。至少，议会政党政治保障了精英主义，为防止民粹政治人物得势，起到了关键的把关作用。

只要对比政党组织相对松散的美国民主，就不难看出其间的重大差别。美国两大党传统上也发挥把关作用，经历党内元老协商、党内初选等流程，淘汰不适人选，最后才把合格者让广大选民“选择”。然而，2016年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却证明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主义）挡不住民粹主义的力量。特朗普不但绕过元老协商，径自宣布参选，更在党内初选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击败其余16名候选人，最后更凭选举人票，在全国大选胜出，入主白宫。而且，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乃至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因为2020年选举结果而式微，反而仍然虎视眈眈，蓄势待发。

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精英阶层丧失了民众信任的结果。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剑指传统政商精英以牺牲底层美国人利益自肥而提倡的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相当的共鸣。这跟2016年夏天英国统治精英在脱欧公投上阴沟里翻船的经历如出一辙。英国脱欧派代表、欧洲怀疑论者和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法拉奇，跟特朗普一样都是体制外人物，在气质上非常接近。他甚至亲身到美国为特朗普助选，展现了让传统精英不寒而栗的政治号召力。就这一点，两人所代表的具有排外情绪的民粹主义，跟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激情的民族主义，无疑有相近之处。

英国脱欧及特朗普入主白宫均是颠覆性的改变，这一直是行动党所警惕的威胁，因为他们深信作为小岛国的新加坡，经不起类似的政治动荡，所以必须全力维护民众的信任。2020年全国大选，反对党猛攻集选区再下一城，过程及选后的余波，莫不透出一丝民粹主义压力的味道。行动党政府之后在合力追踪便携器课题上主动认错，紧急订立《冠状病毒疾病（临时援助措施）法令》补漏，近日又透露有意改变此前坚决反对，让回教徒女护士穿制服戴头巾的立场，显示了一种面对潜在民粹主义的焦虑。

行动党第四代领导班子的接班波折，同样可以放在这样的政治脉络来检视。虽然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泾渭分明，楚河汉界，但面对民粹主义政治的挑战，精英政治无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说精英政治推崇“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务实风格，鄙视“巧言令色”的煽动者，民主政治，尤其是大众民主政治，却恰好需要跟民众沟通搏感情的滔滔雄辩能力；民粹主义政客则更完全靠三寸不烂之舌吃糊。

所以，下一个行动党第四代领军人物，或许在应对民粹主义挑战的能力方面得更突出一些。本来，大众民主本质上就存在不小的表演成分，选民对领导人的好感程度，可能比政策本身还更影响投票意向。至今为止，行动党几十年来所形塑的政治文化，以及新加坡选民的素养，基本上还能过滤掉哗众取宠的从政者。可是社交媒体的力量，加上年轻选民口味的变化，正持续对这套严肃的政治文化施压。

基于此，行动党未来总理的接班人选一旦出炉，应当能一窥党内对民粹主义挑战的判断和重视程度。尽管“为政不在多言”仍然是值得推崇的政治美德，口才辩给似乎还是必备的条件，毕竟西敏寺议会政治要求朝野就政策利弊各抒己见，让选民作出裁决。精英主义固然有其应被诟病之处，但在民粹主义的危险日益凸显之际，如何通过这个压力测试，考验的恐怕不仅仅是行动党而已。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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