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明报社评

黎智英、李柱铭等九人，被控前年8月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监八个月至一年半不等，其中四人缓刑。反修例风暴留下极深烙印，时至今天，不少人谈到当日种种，仍会咬牙切齿，不同阵营看待九人罪成及量刑轻重，往往取决于政治立场；九名被告都是著名民主派人士，欧美高度关注，裁决有可能引起外交波澜，但法律问题只能交由法庭处理。被告强调当时只是“疏散人潮”而非领导游行，法律观点争议，须按法律原则和上诉程序处理。由反修例风暴到《港区国安法》，香港经历深刻变化，当局强调依法办事，处理很多事宜，都不再像风暴前宽鬆。公众游行集会，须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十多年前终审法院裁定合宪，法律始终要守，不应习非成是，与此同时，公众合法和平示威权利，同样需要保障。

政治先行论裁决 香港法治的不幸

民阵前年8．18在维园举行集会，获警方批准，示威者数以十万计，集会人士之后分成多批人离开维园，部分人拿着政治标语，由维园步行到中环遮打道，警方虽未阻止，但亦从未批准游行。事隔大半年，当局决定检控当日走在前头的九名民主派人士，指他们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涉案的黎智英和李卓人，另外还被控在8．31当天，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宗案件皆有被告认罪，其余被告则裁定罪名成立，法官昨天判刑，其中三名有法律背景兼年事已高的被告，包括吴靄仪、何俊仁及李柱铭，跟立法会前议员梁耀忠同获缓刑，至于其余被告皆判监禁。

此次案件是继近年双学三子案、占中九子案后，香港又一高度政治敏感的案件。过去十年，香港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牵扯出不少有关“公民抗命”或“违法达义”等案件。法庭的角色，就是本着法律原则审理，避免公众误解法治、习非成是，纵使近年不时有人不满裁决，扬言“法治已死”，可是只讲法律不谈政治，仍是必须坚持的司法原则。曾几何时，法庭裁决曾被视为修补社会撕裂、抚平政治伤口的方法，占领运动多宗案件裁决，在这方面某程度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当下情况，却叫人甚感悲观。这两年香港内外形势剧变，无论本地或是西方，很多人都是从政治立场看待这些案件，法官不管如何裁决，都面对很大政治压力，甚至不获最起码的信任，这是香港法治的不幸，叫人唏嘘。

反修例风暴以来，香港成为中美外交战场，拜登外交尤重人权牌、制裁牌，九人案被告都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部分人更在西方有一定知名度，现在黎智英等人判囚，不排除华府有更多政治操作，诸如联同一些盟友，对北京和香港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事态如何发酵，有待观察。

论法律，九人案的争议点，不在于游行是否和平，而是当时九人是否组织、带领公众非法游行，以及当局是否不合理限制市民游行集会权利。辩方强调九人只是协助民阵“流水式疏散维园人潮”，惟法官指出，人潮由铜锣湾步行到中环，沿途经过多个港铁站，未见散去，人潮全程展示政治诉求标语，所喊口号，无一与疏散有关，显示这是假“疏散”之名，进行未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非法大游行，九人位处前列，虽非人人喊口号，但手持横额形成队头，实际扮演带领角色。法官认为游行和平与合法同样重要，《基本法》保障市民游行集会权利，但集会自由并非绝对，更非全无限制，终审法院2005年裁定，“不反对通知书”制度合宪，鑑于反修例风暴爆发后，示威屡生严重暴力，警方拒就该次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涉违宪。

从严从紧“揸正来做” 宽松处理手法不再

九人案量刑，有人认为判囚一年太重，亦有人认为部分年迈被告缓刑是太轻，法官则表示，量刑已考虑到这次非法游行的和平性质，以及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反修例风暴在社会留下的心结从未化解，评价判刑轻重，俨然变成政治立场叩问，九人的忠实支持者，压根儿认为根本不应控告，遑论定罪收监。被告不满定罪及量刑，当然可以上诉，惟不管结果为何，量刑轻重的看法，恐怕仍是言人人殊。

2018年，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就“双学三子案”的判辞，提到近年社会弥漫鼓吹违法达义的歪风，惹来很多争议，终审法庭后来表示，这是一种看法，不能作为判刑基础。九人案定罪，主审法官重提“歪风论”，认为这股风气延续至2019年，并在反修例风暴期间升级，同样引起不少回响。不管是否认同“歪风论”说法，近10年香港激进思潮当道，政治斗争愈去愈尽，乃是客观事实。反修例风暴期间，香港失序失范，政治凌驾法治，很多事情都过了临界点。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钟摆猛力倒向另一边，由查册到非法集结等事宜，当局都要“揸正来做”，以往相对宽松的处理手法不再。反修例风暴前后的香港，已经不再一样，依法办事从严从紧是眼前现实，守法精神需要重建，可是不少人担心公民权利空间大幅收窄，亦不难理解。钟摆无论向哪边去尽，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