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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事故已过去10年，但事故所产生的大量核污水该如何处理，一直是个重大难题。这两年，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中核污水储蓄罐即将装满，日本政府屡次提出要将核污水排入大海，但遭到国内民众及其他国家强烈反对，方案几经搁置。

4月9日，日本政府再次旧事重提，表示“基本决定”将福岛的核污水排入大海。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针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污水排放入海一事，日本政府正在积极“谋划”，最快于4月13日召开的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上做出正式决定。此消息一出，再次引发巨大争议。（编按：日政府已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超过100万公吨的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

如果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人是自私的、功利的，但更是理性的，所以人类会理性地追求自身功利最大化。在他们看来，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也必然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人类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获取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理智地进行这一切，同时进行这些计算。

又如在《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曾指出的“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这一假设来看，就日本这一个体而言，将核污水倒入大海，无疑是一种理性决策，因为它可以此来将自身风险最小化。

但是，日本的这一理性决策，能否达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者所描绘的，“自由追逐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将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这一理想境地，则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公地悲剧”论并不支持他们的这一说法。

公地悲剧又称哈丁悲剧或公共资源悲剧。该概念最初由美国生态学家哈丁（Garret Hardin）提出。1968年，哈丁在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评论文章，强调一种涉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social trap）。

哈丁的这篇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文章，则是在英国作家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于1833年讨论人口的一部著作中，所使用的那个经典故事加以延伸而成。

洛伊的故事是，假设有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如果每个人都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因为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的代价则由大家负担。当每一个牧民都这样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所有人都无法继续养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眼里的理性行为，已经演化为理性的恶行。

其实，这种理性的恶行，不只发生于洛伊和哈丁文章所假设的场景里，也实实在在地发生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就曾提过这样一件事：在蒙大拿州，大多数人钓的是鳟鱼，少数人喜欢钓梭子鱼，这是一种会吃其他鱼类的大鱼，但这种鱼并非蒙大拿西部的本土物种。

那些喜欢垂钓梭子鱼的人，就偷偷地将梭子鱼放入蒙大拿西部的湖泊和河流里，这对当地的鳟鱼无疑造成极大的威胁。最初阶段，受益者自然是那些喜欢钓梭子鱼的人。随着鳟鱼及其他鱼类的锐减，梭子鱼的食物链慢慢地开始断裂，那些钟情于钓梭子鱼的人也受到影响，最后他们也沦落到无鱼可钓的悲剧境地。

相比于日本就核污水的处理，蒙大拿的梭子鱼事件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气候动力学、海洋生态学和生物地球化学、洋底动力与循环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德国基尔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GEOMAR）的模拟显示，如果日本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韩国、中国、俄罗斯无疑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三年内，辐射会扩散到整个太平洋，那些太平洋岛国自然不用说，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无一幸免。

届时，不仅沿海居民会直接受到伤害，海洋环境和生物亦会遭到污染，最终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该中心进一步指出，若该计划得以实施，不仅是整个太平洋的巨大灾难，这些污水会随着洋流，逐步污染包括大西洋、印度洋在内的全球各大洋。到时，整个地球都将为日本的这一行为付出巨大代价。

也就是说，到时，全球都将成为哈丁悲剧里的那块公地。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德国基尔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的模拟显示，如果日本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韩国、中国、俄罗斯无疑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三年内，辐射会扩散到整个太平洋，那些太平洋岛国自然不用说，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