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平:中国还需要德先生吗?

时间:2021-04-15 07:3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黄志平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旗帜,将其立为救国强民的总纲,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00年后,中国科技实力紧追西方,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美国七成,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民族自信心空前,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中国还需要德先生吗?

如果将国家竞赛比作赛跑,改革开放后,专注现代化的中国无疑是极为出色的短跑健将,美国则如龟兔赛跑中睡觉的兔子,战略上三心二意虚耗国力;这次在疫情上也栽了大跟头。

但国家竞赛并非短跑,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历史上德国、苏联、日本都曾短期发力,唯有美国承继了英国的霸权,实现了全球超级霸权。二战后的世界进入了特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大国之间战争不再。

美国的崛起,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包括地理、宗教、文化、奴隶制、移民、对外扩张等。其中,作为制定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除了160年前的内战,美国没有出现政权交接导致国家内乱的困境。即便2020年大选受到特朗普的极限挑战,甚至出现了冲击国会的骚乱,国会、最高法院、军队、州政府、州法院、媒体、科技公司等各界力量联合起来,将其惊险地钳制住,显示美国民主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就像联合国安理会最重要的职能并不是让世界和平,而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民主最重要的职能并非实现国家的富强,而是避免政权交接失败导致国家内乱、失败。

比之美国,中国一直受困于政权交接。建国头30年,开局发展势头良好,毛泽东因其崇高的声望始终居于最高领导人之位,不过晚年施政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且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中国在不断的内耗中蹉跎近20载,才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头10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思想却愈加分裂,最终酿成了政治动荡,使得政权交接再次陷入困境。1992年,邓小平南巡底定大局后,全党全社会不再纠缠意识形态问题,统一认识专心经济建设。2013年,中共完成了一次摆脱邓影响的完全的权力交接,结束后邓小平时代。2018年3月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标志着彻底进入了新时代。

任期限制本身有其局限性,限制政治下限的同时,也限制了政治可能的上限。杰出政治家可遇而不可求,平庸无能的政客却比比皆是。无论做得多么出色都无法连任太可惜,国家可能因此丧失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苏联就没有出现邓小平式的政治家进行稳健的改革,无奈选择了解体的悲剧之路。无论是二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是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是经过人民投票同意任期四届的优秀政治家,为本国乃至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还是需要德先生的:一、“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陈独秀引列宁语),民主可改善官僚治理,这点笔者已另作“公投考核制”的系列文章论述;二、民主可促进中共转型为有限责任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减轻“大政府”无限责任的负担,将其转移至每张认可的投票,(极端情境参见美国50多万疫情死亡者对体制触动甚微);三、民主可完善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

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指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笔者完全认同进入关键领导岗位中共的把关作用,这是执政党的宪制责任所在,也是防止民粹主义的理性治国要求,但退出机制仍须完善,尤其须要借助外于执政党的力量。

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机制与政治现实,排除了出现另一个独立于执政党的政治中心的可能。为避免自体监督的弊病,包含执政党的全体民众是考核领导人的最佳之选。另外,中共实行集体领导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仍有名实相符的问题,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核心地位须规范确立,全民投票考核可赋予最高权威。

无论法律程序上如何完备,德先生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是无可取代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共产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阅卷人自然可以给出对“答卷”满意与否的评分,若能全民投票不断获得高支持率,连任就是得道多助、顺应民心的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终身追求民主,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再领导中共,1929年因严重违背党纪被开除出党,1931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3年,1937年因抗战爆发被提前释放出狱,拒绝国共双方附条件的邀请,也与托派决裂,不再隶属任何党派。

1940年9月,陈在“给西流的信”中对民主作了“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重要反思,尤其重视苏联民主建设中的问题,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注: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沦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于清贫落魄中病逝。其言其行,后世当谨思之。

作者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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