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允文允武 总理难为

时间:2021-04-14 07:2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吴俊刚专栏

王瑞杰让位了,但谁是接替者还没有答案。从党政要员的有关讲话看,这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做出的决定。反之,它须要一个过程,也就是由第四代领导团队进行另一番内部商讨和推举。

这个过程到底要多久,连总理李显龙也无法肯定。他在记者会的开场白表示,团队或需至少几个月的时间敲定领军人物,但他希望他们能在来届大选前达成共识,确定新的领导人选。

30位阁员加上国会议长和全国职总秘书长的联合声明则说,应对新加坡眼下面对的挑战,以及确保国家能够在这场危机中越战越勇,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第四代领导团队将需要更多时间,从同侪中推选另一位领导者。他们因此要求李总理继续带领国家走出冠病疫情阴霾,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另外选出领军者。

所谓“更多时间”,同样并不明确。不明确则难免夹带不确定感。这也可以理解为推选新领袖不是毫无悬念的事。正因如此,更加不宜仓促。这等于说李显龙不一定能按先前表达的意愿,在70岁时交棒。

毫无疑问,冠病疫情打乱了整个接班计划。疫情严重前所未见,人民行动党党内也出现强大的维稳呼声,两位元老甚至公开发出信号。其一,去年11月,前副总理贾古玛教授在新书中指出,冠病疫情带来的冲击尚未缓解,我国不应该临阵换帅,第四代领导班子接棒的时间表或许应推迟。其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随后在面簿中表示,“渡河途中不可换马”。

李总理本人在去年大选后的记者会上也透露了一点口风,他说,何时交棒取决于冠病危机的形势。他也明确表示,会带领新加坡渡过这场危机。简单说,危机当前,维稳优先,其他事都暂时压下。

此外,正如有政治学者所指出的,去年7月举行的疫情大选结果也于事无补。在接班计划推迟后,就出现了王瑞杰所说的跑道太短的问题。所谓跑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接班之前的起飞阶段,二是接班之后的适应阶段。王瑞杰所指的是后者,因为看情况,他可能要等到下届大选过后才能接任,那时他已经快65岁,前面的跑道确实不长。其实,就起飞阶段来说,他的跑道也嫌太短了,2019年才出任副总理,较之吴作栋和李显龙,可谓相形见绌。

无论如何,接班进程暂时中断已成定局,接下来该做的是明确该做的事,以及做好该做的事。维稳和应对危机固然重要,尽快完成团队新领袖的工作同样重要。在维稳方面,人们对现任执政团队是有信心的。因此,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推举工作何时能够完成。

有人说,关键是团队,谁出任同侪之首并不重要,此乃妄语。新加坡的总理不好当,要能日理万机,也须允文允武,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和条件,能力、健康、形象,缺一不可。

单单能力一项就包括很多个方面,如领袖群伦的能力、服众的能力、论辩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运筹帷幄的能力等等。虽然要求苛刻,但对新加坡而言,都必须是推举贤能的依据准绳。谁坐第一把交椅,得看总体领导能力,而不是论资排辈。

时代变了,要再找一个李光耀式的领袖已不可能,他是他那个特殊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对现在的新加坡来说,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没有动荡的社会环境,过去几十年来是个治世,治世需要治世的领袖,不需要乱世英雄。

比如说,乱世所出的英雄人物,大体上都具有强悍无比的行事作风,否则很难突出其领导,压服对手,以拨乱反正。治世的领导人就难以依循这样的作风治国,所以我们看到吴作栋和李显龙的作风都有所不同,更偏向温和协商。

作为领导人,凡事协商,也起不了领导的作用,所以服众能力还是不可或缺的。在团队内,一旦他被推举出来,就必须真正展现领袖的素质,发挥领导的作用,不能一味强调团队协作。要维系团队的凝聚力,首先就必须具备领导能力。

扩大来说,在党内,他必须树立领导人物的形象,否则很难得到基层党员的全力拥护。再扩大到全国层面,领袖形象就愈加重要。简单说,政治领袖就须有领袖的魅力,单单具备行政能力是不够的。

在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框架下,总理是执政党的首领,是阁员的同侪之首,是民众仰望的领导,但也是政治对手(在野党)进攻的主要目标,国会则是主要的战场。战场是无情的,两阵对圆,主将出马,胜负可能就在片刻之间。

就像关公出马斩颜良和文丑一样,有此神勇,自然众帅折服,军心大振。在国会里当然没有真刀真枪,但唇枪舌剑可杀人于无形。因此,如果不能滔滔雄辩,随时可以舌战群儒,折服或辩倒对手,电视全程直播,形象极易受损,久之势必动摇军心。

身为一国总理,还须时时登上更大的国际政治舞台。国内政治不断变化,国际政治也瞬息万变,如今更处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世纪之变,对小国的外交而言则是世纪的挑战。

中美博弈结果会如何?东西方之间的新冷战会把世界引向何方?答案均未可知。可知的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未来的新加坡总理,挑战超大,担子超重。谁能当此重任,推举贤能,岂可不慎!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时代变了,要再找一个李光耀式的领袖已不可能,他是他那个特殊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对现在的新加坡来说,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没有动荡的社会环境,过去几十年来是个治世,治世需要治世的领袖,不需要乱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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