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中美两国的高级官员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面，尽管外界对此不抱太多的期待，但结果还是出乎意料。这不是中美两国试图缓和关系的开始，相反，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除了对话开场的激烈交锋场面外，美国随后联合欧盟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以及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抵制中国新疆棉花、拜登首场记者会上的言论等，都再度为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不用去期待拜登在对华政策上，与特朗普有何不同了。外界曾担心拜登起用大量奥巴马时代的高级官员，因而会是奥巴马2.0版本。但显然，从目前美国对华基调上看，拜登更像特朗普2.0版本。

其实很容易理解拜登这种特朗普色彩。在美国政界，民主、共和两党基本上一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以反华、遏制中国为头等大事。同时，在过去特朗普主政的四年里，美国社会已积累相当多对华不满的情绪。

美国盖洛普2021年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华的负面观感高达79%，好感度仅有20%；后者创下了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美国民间情绪来制定外交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情绪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在以反华、遏制中国为政治正确的大氛围下，拜登很难有力量去改变这种趋势。更何况，正如拜登在首场记者会上的发言一样，在其任内，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特朗普对华失败的政策，由拜登执政会有不同的结果吗？以及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会失败，由拜登执政又能有哪些不同呢？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摆脱美国传统的盟友体系，试图单方面遏制中国。在中国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已经小于过去其他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如日本时，这种做法显然不明智。

拜登会有所不同吗？在中美于阿拉斯加展开对话之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和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盟友或伙伴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特朗普时期重启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拜登时代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拜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对第一岛链及以亚细安为中心的对话平台的替换。

以地区大国取代亚细安峰会等传统东亚地区对话机制，将更有利于美国达到目的。此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能够在第一岛链失效时，扮演新的遏制中国作用。更何况，英、法、德等国家也已经将印太战略，纳入其国家对外政策之中，并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到这一地区。可以说，拜登兑现了其联合盟友的承诺。

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BCI抵制中国新疆棉花，以及美国工会组织要求拜登政府和国会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光伏产品进口的理由均一样。换句话说，美国正试图通过劳工标准来打击中国的产业链。

“竞争—合作”方式存在逻辑缺陷

这也是拜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的地方；目标相同，但行事风格与手段不同。这是否就意味着拜登的特朗普式政策将取得成效？

答案恐怕仍然是否定的。目前来看，拜登与特朗普制定的政策都是以保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为出发点，但缺乏对战略环境、对中国发展以及国际秩序变化有足够准确的认识；甚至从根本上讲，拜登政府所谓的“竞争共存”概念，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

就战略环境而言，东亚地区或印太地区格局完全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欧洲。这一地区是现代历史上最为稳定、和平的时期。以大国竞争导致地区不稳定，将不会受到地区国家的欢迎。同时，对美国而言，这一地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中美大国竞争，同时还有其他地区问题干扰美国的政策，美国不能无视诸如朝鲜问题等的存在。

此外，虽然美国拉拢了盟友支持其行动，但对这些盟友，美国未必全然信任。比如对于欧洲国家部署的军事力量，美国对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怀疑的。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科尔比表示：“与其徒劳地试图向亚太地区投射有意义的军事力量，不如让欧洲发挥其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优势。”

换句话说，美国更期望欧洲在跨大西洋体系上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介入亚洲事务。欧洲在亚洲的存在，可能会干扰美国在该地区的活动，而这恰恰是欧洲追求战略自主，介入亚洲事务的良机。美国对欧洲的作用及动机，存在不信任也是自然的事。

同时，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美国以民主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双方的关系，尤其会令中国产生抵触的情绪。美国组织如此多的国家军事力量出现在东亚地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历史。

拜登政府动辄以民主与专制二分法的言论对比中美，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对苏联的敌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结局。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是否会像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那样，以使中国的政权崩溃为目标？如此，则意味着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多少退让的空间。

这也正是拜登所谓的“竞争—合作”逻辑的缺陷。如果拜登政府认为这一逻辑行得通，美国政府就不应该以“民主—专制”的逻辑来看待中美竞争，因为这意味着必须让中国现有政权崩溃。这显然不会为北京所接受，双方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不断升级。

相反，一旦抛弃这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推行过去的接触政策，通过接触促使中国的行为符合国际规则。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会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然而，在美国当前的认知中，认为过去的接触政策失败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界的新共识。

因此可以说，拜登政府现在所声称的“竞争—合作”方式存在逻辑缺陷，并不具备可行性。如何看待中国，如何评估中国在当前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美国并没有准确的认识。这将是其政策无法奏效的重要原因。

更何况，拜登政府所积极恢复，并要求中国遵循的自由秩序，或者说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并没有真正、完全在国际上实现过。作为在冷战结束后一国独大，主导全球秩序的美国，因为其单边主义和放任无所节制的行为，甚至得为这一国际秩序的衰败负责。

如果拜登试图致力于恢复这样的机制，恐怕只能满足对过往美国主导秩序的怀念之情。全球政治环境已发生变化，必须及时改革相应的国际组织与规则，而不是试图维持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目的。

可以说，美国在多个层面上的错误判断，是导致拜登、特朗普的政策很难成功的原因。如果美国不能重新认识中国及全球的整体变化，所制定的政策将很难达到目的。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根据美国民间情绪制定外交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情绪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在以反华、遏制中国为政治正确的大氛围下，拜登很难有力量去改变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