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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权一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本地也不例外。今年妇女节后，我就至少在《联合早报》上拜读了韩咏梅与黄伟曼的相关评论文章。总体而言，至今依然相对保守且传统的新加坡，在女性赋权方面所作所为，得到国际的大力肯定。

201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的男女平权一项，新加坡排第12名。不过，这项调查的细目依然可见男女有别，如本地女性国会议席占有率是23％，受中等教育比率女性比男性低六个百分点，劳动力参与率则要低16个百分点。

不过，即使是全世界男女平权指数排名最高的挪威，也存在这种差异。问题是，我们是否将这种指标上的数字绝对平等，当成了终极追求，却忽略了男女性别上的实际差异？

从历史来看，新加坡的男女平等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并向前发展的历程。立于1961年的《妇女宪章》，虽然曾不断修订，但一直是保护新加坡妇女权益的基石。如今，新加坡也确实是一个极其适合女性生活与工作之所。不但生育死亡率全球最低，家庭暴力等受到法律严格禁止，在治安方面更让身体相对较弱的女性倍感安全。

新加坡女性地位的提高，其实也与高工作参与率有关。由于本地劳动力匮乏，故鼓励妇女就业。女性不仅享有较长的产假，工作妈妈还可享受特别的税务回扣。

受教育程度高又有稳定收入的女性，就有了性别独立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而不再在经济上乃至精神上成为男性的附庸。然而，女性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代价，是本地生育率的长期低位徘徊。这又是国策制定时所面临的一个痛苦抉择。

与其他国家相比，国民性格相对保守的新加坡文化，又使本地女性面临来自传统的另外一重巨大压力。与其他女性高工作参与率的文化不同，本地女性的家庭责任相对更重，据2013年《新加坡人社会态度调查》的数据，本地工作女性中超过九成要同时负担照顾家人的义务并做家务。

这种蜡烛两头烧的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在职场的发展，也须要本地这个相对较为重视男权的社会，作文化观念上的更新；而最为切实的起点，其实就是从男性更为主动地承担家务开始。

事物总有另外的一面。男女平权其实也与很多国家的种族平权一样，面临自身的悖论。比如美国不少左翼精英一直强调种族平等，但同时又以弱势为由，而向若干族群作事实上的政策倾斜。

比如非裔与拉丁裔在同等成绩之下，进入名校就读的机会要高得多，这是否又违背了种族平等的终极追求呢？一方面要强调人人平等，一方面却又选择性地强调族群差异。男女平权也是如此，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本地一名月入近两万元的离婚女性，向月入远低于她的前夫追讨巨额生活费。

在《妇女宪章》制定之初，新加坡女性参与工作机会较小，故而离婚之后，前夫有义务为前妻提供赡养费。在女性较充分参与工作的情况下，就直接引发了那则新闻并最终导致《妇女宪章》的修订。但类似女性受更多法律与社会实际条文保护的情况依然存在，比如最近一阵子，本地英文报章掀起的女性是否应该“像男性”一样全员服役的话题，就是如此。

这类议题的探讨与是非曲直这里姑且不论，在这类议题背后的隐藏逻辑问题其实是，和欧美的种族平权问题一样，我们在追求女性平权之时，也会面临一种权益与付出的取舍（trade-off）。女性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也会被要求渐次放弃那些曾经为弱势群体所打造的条款。

时至今日，新加坡的男女平权已经走过漫长的发展路程，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重要成就。我们将来依然要面临来自社会变迁、宗教与社会观念转变、经济与政治条件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妇女宪章》依然会为本地女性的权益争取提供法理资源。至于如何在本地妇女权益的进一步提升与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乃至生育与人口增长等问题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则依然是政府决策与女性自身都要面对的难题。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