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一石激起千重浪，美国财长耶伦公开呼吁就企业所得税制订全球最低税率，这不仅是政府与跨国巨企之间的问题，更是一场牵涉欧美矛盾，以及发达世界与新兴国家的大博弈。疫下美国债务急增，拜登提出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欲找美国大企业帮手“埋单”，又担心唯独美国加税，会削弱美企的国际竞争力，制订全球最低税率，变相逼其他低税率地区加税，是其鱼与熊掌兼得之计。美国巨企在各国钻空子避税，欧洲早欲向它们开刀，华府却大力阻挠，全球最低税率看似是欧美共识，实际是各有所图；香港和不少新兴市场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全球最低税率出台，必起冲击。华府欲藉此机会，维护世界经济秩序领导者角色，表面谈的是多边主义，现实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美国优先”。

拜登要为基建埋单

最低税率除笨有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本周举行，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亦会召开视像会议，耶伦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提案，料将成为讨论焦点。经济全球化下，跨国企业避税问题愈益严重，美国科技巨企尤甚，不少国家为了吸引这些跨国企业到当地投资，争相调低税率，部分国家的税务安排，更似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空子，俨如鼓励跨国企业前来避税，爱尔兰便不时面对这类批评。2008年金融海啸后，复有欧债危机，欧洲多国财困，急欲增加收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数年前已倡议订立“全球最低税率”，设法打击避税，遏阻税基侵蚀，然而特朗普政府态度并不积极，保守派智库直指欧洲国家欲向美企“抢钱”，华府在谈判桌开出的条件，是变相容许美企有“豁免权”，整个倡议陷入胶着，直至拜登上台，情况才出现变化。

耶伦呼吁制订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结束世界“为期30年的企业税逐底竞争”，说得“大义凛然”，然而华府真正关心的，由始至终都是国家利益。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制订，牵涉非常复杂的多边博弈，何况魔鬼总在细节里，即使各方最终能够达成协议，也不等于世界经济变得更公平更公义。

疫下华府为了托市救经济，大举印钞派钱，继之前近2万亿美元疫情纾困法案，拜登最近又提出2万多亿美元振兴美国基建方案，上调美企所得税，成为帮补国库的重要手段。特朗普时代，美企税率由从35%大幅减至21%，希望吸引美企“回流”创造就业。现在拜登政府提出要将税率上调至28%，放在战后美国历史，仍属偏低，惟如果只有美国加税，不仅会增加美企“出逃”避税的诱因，跨国美企面对其他经济体的跨国企业，相对竞争力也可能被削弱；拖其他国家落水，逼低税率地区加税，便可以鱼与熊掌兼得。

当然，拜登政府着眼的不止是国库收入，还有更高层次盘算。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自私自利，拜登上台后，希望重拾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牵头制订全球企业最低税率，有利拜登标榜多边主义、“美国回来了”，同时亦是美国争取重塑全球化方向的一次尝试。全球化曾为欧美带来重大经济好处，未料中国等新兴国家趁此崛起，反观西方则因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特朗普上台，被视为“逆全球化”的分水岭，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对全球化的反弹，只是嫌全球化发展下来，对西方不够着数。特朗普的做法，是绕过既有国际游戏规则，以粗暴手段胁逼他国向美国让利，现在拜登想做的，是透过拉拢盟友，改写国际游戏规则，重建一套更有利美国以至西方阵营的国际经济秩序。两人行事表面南辕北辙，论目标异曲同工。

美欲重塑游戏规则

新兴国家面临压力

耶伦演说提到，“美国优先绝不代表美国独自行事”。反过来理解这句话，就算美国多边行事，也不代表不是“美国优先”。欧美对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现在看似有共识，实则不然。OECD的税务改革倡议，有所谓两条支柱，一是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二是重新厘定各国基本征税权，两者紧扣难以切割。一些美国科企在欧洲赚大钱，却因为只提供服务、在当地没有实体存在，得以避开税网，不少欧洲国家认为不公道，推动“电子服务税”，伸张征税权，华府大力反对，还以关税作为要胁手段，就连盟友英国也不例外，特朗普时代如此，拜登政府态度亦未见有太大转变。

欧美内部矛盾未解，现在美国欲聚焦全球最低税率，在Ｇ20层次推动，事态有可能转化为西方发达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角力较量。新兴国家是过去10多年全球化下的得益者，当中不少国家都是靠低税率吸引外资，订立全球最低税率，新兴国家吸引力下降，不排除一些西方跨国企业会“回流”。有论者便关注，西方所主张的全球最低税率和征税权操作，视乎跨国企业在一国的盈利，发达国富裕消费者多，跨国企业自然赚得多，发达国相关税收亦更多，反观穷国却不一样，意味整个制度运作，主要是“益”富国政府。更甚的是，新兴国家为了维持吸引外资能力，必须设法控制劳工成本，意味劳工面对更多压榨。当然，时移世易，新兴国家再非吴下阿蒙，不会再任人宰割，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重要一员，在谈判桌必然会跟西方周旋到底，欧美发达国家的利己算盘是否打得响，现在言之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