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就在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于同日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之后，中俄外长在广西桂林会晤并就全球治理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以“推进民主”为藉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不可接受”。随后，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中东六国之行中，中国与长期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加之俄罗斯与伊朗在多年的叙利亚战争中已结成统一战线，外界认为，一个携手对抗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中俄伊三国联盟隐然成形。惟中俄伊三方的结盟乃权宜之计，是面临西方压迫下被迫的抱团取暖，离真正的联盟尚远。但若西方围堵制裁力度加剧，这一联盟的紧密度会进一步强化。

西方制裁四面出击

三国被迫结盟抗压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安顾问、着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专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着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中指出，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他又认为，“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对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

近期外界舆论纷纷热议布氏的预言成真，而造成这一后果的，正是美国及西方四面出击的制裁外交。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定，加大对伊朗的制裁；美欧近年因克什米尔问题及纳瓦尔尼个案，对俄罗斯连番制裁；现在，美英加欧等又以新疆问题为由，制裁中方官员和实体，连串举动，实际上是把中俄伊逼成了同盟伙伴。

令人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表达了加强关系的愿望。在联合国，包括中俄伊朝4国在内的17个国家组成了“扞卫联合国宪章”联盟，声称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实施单方面制裁，与美加英澳日及欧盟的所谓民主国家阵营打对台，似有重回冷战时期两阵营对垒之势。

不过，正如布热津斯基当年所指，这种（反西方）联盟的结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事实上，中俄伊三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恩怨，在现实外交中亦有矛盾龃龉。例如，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中国一直持中立立场；俄方对于中印边界冲突与中越南海纠纷亦向来态度暧昧，还是印、越的主要武器卖家；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中东，中国与伊朗的对头沙特等海湾国家关系良好。所以，三国只是在对抗西方的压力方面需要抱团取暖，优势互补，并非价值观与法律上的联盟，可以用“和而不同、结而无盟”来形容。至于联合国的17国联盟，更是如此，这17国分散各大洲，政体各异，其中尼加拉瓜、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两国，更是台湾的邦交国，同床异梦程度，可想而知。

同床异梦优势互补

中方坚守绝不当头

事实上，中俄两国对于双方关系虽评价很高，但表述仍小心翼翼。王毅曾形容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坚称两国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称，中俄关系虽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完全有别于北约那种传统军事同盟关系的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王毅形容中俄关系是用“背靠背”而非用“肩并肩”一词，意即双方只是互为倚靠，让彼此无后顾之忧，并非一致对敌，齐上齐落。

对于外传中伊全面合作计划中方承诺向伊方提供4000亿美元资助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澄清，该计划“不包括量化的具体合同或指标”，强调计划“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只为中伊未来合作“提供宏观的框架”。

中国这种审慎态度，反映北京深知，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方暂无能力为任何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亦不会许下战略承诺。当年邓小平“韬光养晦”叮嘱的原意，并非是在自身核心利益受损时忍辱退让，而是指在国际上不做抱打不平、替人出头的角色，正如邓所言，“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

当然，对中俄伊达成战略默契的意义亦不可低估。在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缺乏能源和矿产，与俄罗斯、伊朗经济具天然互补性。特别是伊朗作为中东产油大国，若在国际石油市场率先接受人民币计价，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打破美元垄断地位，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中等大国，伊朗经济实力也接近G20门槛，又处于“一带一路”的关键位置，战略影响动见观瞻；中俄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海方面具有战略一致性，拉夫罗夫访华后即访韩国，显示中俄东北亚外交的协调性。只要中方把握好与俄伊战略合作的分寸，就不会重蹈冷战时苏联的覆辙，被拖入中东的混乱泥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