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至2019年间，香港的楼价大幅飙升391%，但住户月入中位数只上升了78%。市民自置居所的比率，则由54.3%下降至49.8%，远低于新加坡的90%和台湾的85%。这些数据再次凸显香港特区政府应亡羊补牢。

面对“住房难”的大山，过去数年，特区政府透过土地大辩论，试图与社会各界寻求解决之道，但实践效果成疑。

根据香港研究协会的调查，“土地及房屋”在2017年至2020年的多次研究中，仍然是市民最重视的本地议题，可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纾缓。香港这颗东方之珠黯淡无光，最大的挡光布就是房屋问题。

本届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徒劳无功，其症结所在正是缺乏魄力去挑战既得利益者，也缺乏“牙力”争取立法会议员的支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19年《施政报告》曾提到利用《收回土地条例》和其他适用条例，收回三类私人土地，即私人拥有的新界棕地（编注：泛指新界一些因农业活动衰落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前农地）、未有发展计划的私人土地和寮屋区。

然而，在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中，除效益甚微的重建寮屋区外，怎样处理棕地和闲置私人土地这些更具分量，但与地产商利益盘根错节的土地，反倒是只字未提。

此外，正当房屋供应捉襟见肘的时候，政府却无奈坐视宝贵的居住资产空置。香港已落成但仍未售出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目持续上升，由2012年底约4000个，攀升至2020年中的1万个。政府虽在2018年提出，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征收“额外差饷”，却遭受部分自由党成员和地产及建造界石礼谦等代表商界利益的议员阻挠，最终在2020年暂停相关立法程序。

特区政府试图触碰既得利益者的时候，部分建制派议员就阵前倒戈，让政府施政举步维艰，充分佐证了“建制派正被许多港人视为既得利益大联盟”的说法。地产商为首的工商界利益群体，更直接以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与特首选举，有充分的话语权干预政府施政方针。

换句话说，地产商不但是土地房屋议题的既得利益者，更是特首选举的关键持份者。就此政治现实观之，就更难以指望特区政府与地产商出现真刀真枪交锋的可能。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无力处理的问题，自然有赖中央政府出手。早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曾发表评论，明确指斥“地产商为既得利益，不断要挟政府、捆绑民意”，令香港房屋土地问题陷入泥沼；至同年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加紧研究解决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再到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述“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

从呼告到要求诊断，再预告动刀，这展现了北京在处理土地房屋问题上，越发增强的力度和决心。

北京的第一步，就是从选举制度切入，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性地回应特区政府的困境。特首选举委员会总人数从1200人增加至1500人，地产商盘踞的工商及金融界比例从25%下降到20%，压缩其左右大局的能力；而在选委构成上，也增加基层代表，进一步体现了北京对一般百姓意见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未来特首候选人须取得全部五大界别，最少各15名选委支持，这也避免了今后的特区政府碍于对个别既得利益者，而无奈选择牺牲基层市民乃至于社会整体利益。选举委员会成员未来还需要选出代表加入立法会。虽然目前立法会选举及组成的具体办法仍未有定案，但笔者相信能够减少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

各界在理解北京重大举措时，除了从政治意义出发，更应从民生意义出发。选举制度改革后，特区政府才可解除紧箍咒，推动更有力的土地房屋政策，市民才可以安居乐业，香港才能够长治久安，这些益处绝对不容忽视。

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指出，要建立公民与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政府必须让市民有稳定居所，知道自己所捍卫的不是有钱人的财产，而是自己的财产。只要把挡光布揭开，东方之珠就有再度散发耀眼光芒之日。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与行政学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