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改变香港特首产生办法、立法会选制和表决程序，其要点在于新增参选人国安资格审查、提名、间接选举议席扩大和人民直选议席缩小。北京此番改变香港选制，应该要注意补救香港政治参与管道不足问题，如果只想以力服人，后遗症恐怕不小。

最近的变化，让人想起美国学者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红遍两岸的巨著“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该书将注意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研究议程，改变为注重秩序和稳定。他认为一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为当地带来的，可能是政治衰败和失序，而非稳定的民主政治。

因为这些国家经常缺乏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体制，可以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吸纳急速扩充的政治参与需求。因此政治动乱来自“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无法配合，所以寻求容纳参与管道，加强政府统治能力、巩固政府权威才是现代国家首要目标。

香港当然是早已现代化之地，港府治理能力过去也一向备受肯定。但由于特殊历史因素，它的政治参与管道在英治时期就已经是先天不良，1997年之后更是继续失调。而这两天的发展，有论者认为，修法一事让香港的民主与法治，终于成为中共的祭品而宣告终结。

此说并未正视近几年香港示威运动“和理非”与勇武派争论历的揽炒阴影。而在人民寻求扩大政治参与空间，导致港府统治当局应对失误的前提下，中共面对的，就是大幅开放政治参与或寻求政治稳定的选择。

中共当然是选择了政治稳定。人是经验的产物，中共过去政治稳定下经济发展成绩不错，现在做此选择并不意外。但令外界好奇与不解的是，中共对香港问题成因的定性究竟是什么？是不够爱国还是利益无法获得照顾的问题？如果说此次修法强调“爱国者”治港，但对比1997年前后，港人对中共统治并非如今天的态度。中共对港人“爱国”与否的定性真的不用太快。

如果还可以从利益照顾方向来思考，那就要重视政治参与的反映了。此次修法规定参选人须经国安资格审查，并不得对审查确认的决定提起诉讼，这已经足以保证参选者是中共相对能接受的人选了，再加上设置提名关卡，让立法会议员候选人为取得选举委员会提名，需在选委会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各取得二至四张支持票。其他界别也就算了，要取得新增的“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界支持，应该更是北京可接受的人。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限缩人民直选议席呢？香港当前的政治参与管道明显是无法容纳多元社会力，才导致后来上街头，乃至于越演越烈的结果，而从之前泛民派在地方区议会选举大获全胜的情况看来，香港民意所向也是相对清楚的。理论上，中共应该要注意这个风向，但此次修法却仍是不谋求补救，反倒是逆向而行：不仅要搞爱国者资格审查，还紧缩了人民直选议席，可以想见，原来受到压抑的社会力，恐怕更没机会找到官方认可的制度性宣洩口了。

中共在大陆的治理是有注意处理民意宣洩口问题的。透过信访制度、差额预选、安插党组与组建各种外围团体，对其社会扮演“输送带”角色，也相对了解地方民意所向。而香港是资本主义活跃之地，利益多元情况更复杂，虽然中共治港多年，早就加入了很多团体与建制派相呼应，但事实就是这些团体无法反映香港社会需求与呈现多元声音，所以才引发后来的示威活动、港府回应无力，以及中共对策失准的问题。

亡羊补牢，中共应该正视香港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管道不够健全的缺失，对此次修法后遗症谋求补救之道。香港问题不单纯是中共内政问题，希望中共当局更加谨慎以对。

作者：杨颖超，台湾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