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后反修例时代，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不得进入权力体制，选委会的改造有三大特征，一是“国家元素”突出，二是以往泛民的政治阵地显着萎缩，三是“当然／委任”成分显着增加。新一届的选委会当然委员，由以往只有人大代表及立法会议员的106席，大增至362席；新的过百名地区组织代表，由地区灭罪和防火委员会等推选，这些地区组织委员，都是由民政总署长委任。过去十多年，内地一些学者提出了“政治”、“政体与政道”等有别于西方民主理论的论述，近年欧美右翼民粹政治乱象，的确令人对“民主是善治之本”多了怀疑，然而“贤能政治”是否真的行得通，同样有很多人质疑。无论如何，贤能政治要成功，必须做到亲贤士、远小人，没有这个前提，委任很易变成腐败温床。

增加当然或委任席位

促动港政治生态转变

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以扩大选委会的权力和职能为核心，泛民在选委会和立法会还有多少政治空间，在香港引起不少谈论，不少人都关注，以往泛民有明显优势的选委会界别，诸如资讯科技界、法律界、社福界等，纷纷出现重大调整，要么相关选委人数大幅减少、要么取消个人票并全面改为团体票，又或加入“国家元素”，指定部分选委由拥有全国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提名产生。泛民人士分析，选委会扩大后有1500人，预计有400多席可以由中央直接或间接控制，这还未计一批与内地关系良好的同乡社团及基层团体选委代表，以及由国家领导级别人士出任选委会召集人这个“兜底”机制，5年前非建制派取得逾1/4席位（即300+）的情况，不会再出现。

经过反修例风暴这场政治大摊牌，香港已不可能回到从前。政治斗争，成王败寇，说来难听，却是现实。经过这7、8年的事态发展，中央决意重塑香港政治生态，从政者要进入权力体制之内，必须与港独、暴力、揽炒和外部势力清晰切割。这次修改选举制度，大增“国家元素”、压缩以往非建制派的阵地，香港政治空间显着收紧，纵非人人乐观，平情而论并不意外，相信各方多少早有心理预备。由《港区国安法》到修改选举制度，香港政治游戏规则已彻底改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选委会的“委任或当然”成分大增。

新制度下，选委会原第4界别出现重大变化，民选区议员席位全数削去，取而代之的，是百多名来自香港各区的灭罪、防火及分区委员会代表。这些组织的委员，都是由民政总署署长委任，而民政总署则受民政事务局管辖，要向民政事务局长负责。粗略统计，这3类组织全港有近2400名委任成员，由他们互选出来的156名选委代表，无可避免带有委任色彩。此外，选委不同界别内的“当然委员”人数，也增加了两倍以上，社工界选委30席，便有一半由“当然”议席产生。法律界、工程界、教育界等亦有一批当然委员。至于新设的科技创新界，30席中有一半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现时全港有此头衔荣誉者不足40人，实际操作起来，跟变相任命香港院士中的有心人，分别不大。

中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探讨泛民政治空间是其中一个面向，出发点仍是黄蓝政治；若从政治范式转移的层次审视，“委任/当然委员”大增，对未来香港政治生态的重塑，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用人亲贤远佞

勿塞忠谏之路

过去十多年，内地学者和一些研究中国模式的专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民主理论、突出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论述，简言之就是强调选贤任能达至善治的理想，有人称之为“贤能政治”，有人则以“政道与政体”，概括此一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指出西方传统认为政体最重要，重点讨论权力产生、分配和制约，因而倾向以“民主对专制”框架分析问题，但中国传统思想家，无论儒法道墨，关注的是政道（为政之道），善治是最大目标，具体治理方法可以因事制宜。

从“贤能政治”角度看，委任才德兼备的人加入权力机关，协助选贤任能甚至参与治理，是合理做法，中央在选委会预留一批席位，给予一批有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精英专才，反映了这一思路。当然，从西方民主理论角度，“贤能政治”定义含糊不清，不过是美化专制管治的包装，唯有民主才是善治之本，然而这几年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抬头，政治劣质化、政策反科学的情况，多少亦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在国际的形象。世界面对百年不遇变局，意识形态碰撞变得激烈，民主政治在欧美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可是亦不能以此断言“贤能政治”模式长远一定更成功。贤能政治本质是一种精英政治，成功的大前提，是真的切实做到选贤任能，推进社会整体利益，权力当局若不能亲贤士、远小人，逐利谋私之辈，必将四出奔走，到处钻营。当局大量委任、重用这样的人，只会堵塞忠谏之路，政治变得腐败，原本获提拔的贤能才俊，也可能心灰意冷求去。手握委任权力的人，必须有知人之明，绝不能用人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