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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冠病疫苗的广泛使用和管控手段的不断改进，冠病疫情退去指日可待。这场损害公众健康，并且冲击全球秩序的灾难，终将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结束。

大自然孕育的病毒虽可消除，但病毒化的政治角力却将旷日持久。从病毒起源、管控争议，到种族歧视和文化冲突等，引发冠病疫情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从一开始就深陷各种政治漩涡。后病毒时代的政治博弈也将持续存在，美国新政府虽然不会重新使用“功夫病毒”之类标签化的恶毒用语，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对亚裔的偏见和仇视，短期内显然无法缓解。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疫苗的各种争论闹得沸沸扬扬，各类疫苗的功效如何，是否存在副作用等，各种消息真假难辨，甚至出现了全球实行“疫苗护照”时，要将中国产的疫苗排除在外的说法。这些现象再次说明冠状病毒之上所附加的政治因素，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

但问题显然还不止于此，因为病毒也好，疫苗也罢，都不是最核心的政治焦点。等到疫情真正消退，各国政府腾出手来之时，恐怕念念不忘的病毒溯源问题，才将是最具政治成色的话题。像这类必将写入历史的大灾大难，是非功过如何定论最为关键；而盖棺定论的过程也注定会纷纷扰扰、无休无止。

溯源问题之所以更具政治成色，是因为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破坏如此之大，是如今当仁不让，最为生动具体的邪恶之物，对于此等物什，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自然不愿与之扯上半点瓜葛。因此，病毒溯源无异于寻找撒旦之所在，向谁溯源，其意也绝非仅仅在于弄清病毒传播路径的科学目的，还更在于将这个邪恶的标签最终贴给谁。

倘若溯源成功，则源头之所在自然就成了万恶之源，世人唾之；倘若溯源不成功，也并不影响溯源之地潜移默化间变成公众心目中的邪恶之所在，世人同样唾之。历史上灾难级别的病毒不计其数，而真正能够溯源成功的又何曾有过？无非是留下西班牙流感、非洲猪瘟之类的骂名而已。因此，溯源本身并不重要，向谁溯源、去哪里溯源才重要。

一个全新病毒的形成，正如新物种的诞生，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以现在的科技手段，很难完全还原其过程。因此，非要对某种病毒进行溯源，大概率会是一个持续和反复的过程，有关溯源问题的各类报告也会一份接着一份出台。这些报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牵强附会地论证某国某地是病毒源头，另一类是指责某国或某个政府蓄意阻碍溯源行动。

显而易见，病毒溯源就是个陷阱，是假以正当名目，将特定国家和地区置于进退维谷之境，而刻意污名化和继续贴标签的行为。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习惯于以旁观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评断他人深陷其中的是非危局，从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时美国代表团的姿态就可见一斑。但冠病疫情肆虐全球，不择国别与人种，不期之间带来了一个人人真正平等对待的机会，也唯有此类机会，才能撕开那些旁观者的伪善，考验人性之恶。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抢口罩、抢疫苗等行为，以及他们糟糕透顶的管控效果，已经使西方社会颜面尽失，因而急须抓住可以先发制人的机会，以期挽回失去的颜面。

中国是最先披露冠状病毒大规模暴发的国家，乍看之下，更有理由认定为病毒源头之所在。在许多国家眼里，到中国溯源是扳回一局的最好机会，尤其像美国这样视中国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最大威胁的国家，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浑然天成的借口。美国这样做可以同时在国内国际上收获多重利益，因而必将反复不断在溯源问题上非议中国。

虽然有许多证据显示，冠状病毒在许多国家都早于中国出现，并且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跟病毒之间的关系依然迷雾重重，但事实并不重要，政治氛围和话语权的掌控才重要。在病毒溯源的陷阱里，除了政治角力和道德伪善之外，显然还有国际话语权的魅影。从冠状病毒一出现，与其相关的真相和真理，一直都是由话语权，而不是靠事实描绘出来的。

如果真正基于科学研究和病毒防控的纯粹目标，那就应当承认病毒溯源本身带有“有罪推定”和“贴标签”的性质。对于这样的行为，从避嫌的角度，按照无罪推定的普世价值逻辑，应当同时向多地溯源，对每个变异的病毒，以及病毒的不同阶段的肇因都进行溯源，才算合理。目前来看，多方溯源恐怕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罢了。

还好迄今为止的溯源行动，仍然保持在相对中性的框架之下。不过，如果对于病毒溯源背后的陷阱缺乏警惕，放任各类机构或个人到某个地点自由行事，相信会有无数政府或团体，抱着不同的目的而去。同样有理由相信，一部分溯源者不是出于科学目的，而更多是要将溯源的过程演化为寻找证据，以证明病毒之所以对全球造成危害，完全是因为某个国家或某个研究所的失误所致，甚至刻意为之的后果。

如此，则基于冠状病毒的政治选择，就将成为病毒归罪的结论，每一个病毒的受害者也都有理由以此为据，通过司法或其他途径主张索赔。当然，即使那些保持中立的溯源行动，其所出具的最终报告，也同样会被用做诉讼追偿的证据。也正因如此，病毒溯源的陷阱，深度不可见底。

既然如此，中国莫如在积极参与冠病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同时，主动将国内传播路径进行充分还原，如果证明源头已指向境外某地，无疑将有助于跳出这个“溯源陷阱”；如果无法还原，也是担当作为的有益之举。

但显而易见，无论哪个国家自行实施的病毒溯源行动，其结论要想获得足够的认同，必须有异乎寻常的事实证据和严谨逻辑作为支撑，所挑战的绝非口舌之功，而是彻彻底底的科技实力。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非要对某种病毒进行溯源，大概率会是一个持续和反复的过程，有关溯源问题的各类报告也会一份接着一份出台。这些报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牵强附会地论证某国某地是病毒源头，另一类是指责某国或某个政府蓄意阻碍溯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