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美国总统拜登新近签署的“美国救助计划”，就其天文数字金额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纾困法案。《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扶贫计划）’以来最重要的扶贫法案”；《华盛顿邮报》则称其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远的进步立法”。

这些是自由派喉舌的说法。虽然法案在国会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议员的支持，独立民调显示它获得75%以上美国民众的压倒性支持，包括一半以上的共和党选民。

在党派争夺日益加剧、社会分裂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上述民意趋向有重要意义，这表明几十年来主导美国政治的“小政府”潮流或许已经走到尽头，民意开始转向支持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

与欧洲相比，美国文化传统并不支持“大政府”。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功能和福利政策曾经大幅增长；但是1980年代以来，维也纳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高涨，缩小政府规模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成为政治主流。前总统里根就职演说的名言，便是“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此后历届共和党政府都以大规模减税为己任，所谓“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大行其道，指的是富人和企业把少缴税省下的钱用于投资经济发展，会使得穷人最后也得益。就连民主党也受到影响，采取向中间靠拢的“第三条道路”。前总统克林顿任上不仅大规模改革和减少福利政策，也放任企业和资本为增加经济效率，而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和职位，成为全球化的推手。

快进到今天，人们普遍发现，“涓滴理论”在发达国家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不仅穷人依然贫穷，大批蓝领中产阶层也面临贫困化的前景。另一方面，富人尤其是超级富豪则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两极分化空前加剧。同时，政府税率不断下降，财政赤字高涨，无力应付全球化、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造成的挑战。

近年来，欧美社会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产物。蓝领阶层的右倾化，主要体现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方面，并不意味他们会真心支持减少政府对主流白人的福利开支。

特朗普政府与“正统”共和党政府的一个主要区别，便是特朗普明确反对减少社会保险金和老人医保计划，因为这是大部分蓝领白人自身利益所在。知识精英阶层则从民粹主义对于民主制度的威胁，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

冠状病毒疫情的全面暴发，是对“小政府”思潮的额外打击。在整个西方世界，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和纾困救济，是疫情之下维持社会和民生正常运作的关键。冠病疫苗的超速开发，也全靠“大政府”启动“举国体制”的全力干预。

在这样的形势下，拜登政府的“大政府”政策应运而生，而受到多数共和党选民的默认和支持。以我之见，这一社会趋势有相当的持续力。拜登的首次记者会上，提到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并要把研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增加几乎三倍。

从美国民情角度，华盛顿如此大规模增加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不是全球化的福音。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