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余智于2021年2月22日在《联合早报》撰文《中西方竞争：技术、人心与制度》认为：“中西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取决于双方生产力的对比，而生产力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技术水平。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竞争，其背后的依靠是军事实力，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技术水平。”

笔者对此深不以为然。首先技术固然重要，但不可过于绝对，不可唯技术论，否则就会一叶障目，本末倒置了。也正是基于此，笔者对近几年中美摩擦中甚嚣尘上的技术战一直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嗤之以鼻。倒不是说对中美双方而言技术就全然不重要，而毋宁说是有比技术更重要、更值得双方都关注的东西，那就是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政经制度及其文化。

所以，笔者自然对于余先生所认为的中西方之间，无论是经济竞争还是政治领域的竞争，都是技术的观点实难苟同。具体就中美经济竞争而言，更重要的恐怕除了投资环境、竞争环境、产权交易、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优化配置、物流运输效率、劳动及生产成本等自由经济要素外，还有对确立并信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意愿和氛围。

只有当这些资源要素配置更佳时，资本和技术才会紧随其后，相拥而来，就像潮水涌动一样挡都挡不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技术及资本绝对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成为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美国则在技术、资本绝对领先的情况下经济竞争失利，以至于包括福山在内的许多美国精英都坦承，美国成了经济全球化的“loser”（编按：输家）而急欲扭转之。

至于余先生所言的“政治领域的竞争，其背后的依靠是军事实力，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技术水平”，笔者更不敢苟同。

放眼历史和全球，苏联在美苏政治领域的竞争中落败，难道是苏联在军事实力和军工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美国吗？南北美洲（即使同属南美洲的各国）在政治领域的竞争，又跟军事实力和技术有何关系？曾经的南美富国委内瑞拉搞到如今国家破产的境地，难道又跟军事实力和技术有关系吗？显然不是，如果硬要指出那些失败国家之所以失败的一大根源，无疑是他们皆无视最基本的产权交易保障，敌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严重违背人性与经济运行规律所致。

当然，余先生在文中也承认，“技术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决定的人的创造力。中西方竞争的中期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技术对比，而长期结果则取决于人心向背，两者的最终决定因素都是基本制度”。然而，他不仅对于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方能最终胜出语焉不详，而且或多或少地隐含美国制度优越论的味道，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制度早已异化，早已千疮百孔，美国也早已不再伟大了。

正如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麦卡沃伊（Will McAvoy）激情吐槽“美国再也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过去的确辉煌过。我们会为正义而拼，为道德而战。因合乎道德而立良法，因违背道德而废恶法。甘愿牺牲，关心邻里。言出必行而不是空口说大话。我们有过伟大的发明，有过逆天的科学。我们探索太空，治愈疾病。还出过世界上最出色的艺术家，有过世界上最棒的经济体制。我们上九天揽月，但谦卑如一介凡人。追求知识，不轻视，知识不会让我们觉得低人一等。我们不会以上一届选举投了谁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也不会轻易畏惧。以前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我们信息充足。有受人尊敬的伟大人物告知我们。”

当然，麦卡沃伊也只是吐槽而已，并没有告诉我们今日的美国何以不再伟大。这显然并非什么军事与科技实力在作祟，而一定是美国自身的基本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才会有福山去年5月在《美国国家利益》上所感叹的那样：“我们本该搁置分歧……却走向了极化分裂……”

所以说，美国的精英必须首先搞清楚曾经的美国何以伟大？其伟大品质的背后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得曾经伟大的帝国今天不再伟大且极化分裂了呢？

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制度异化、政治极化分裂，并在今日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落败，其背后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正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新制度”及所谓的“进步文化”——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又称社会自由主义，即在经济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社会、文化及政治上鼓励和放任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承认政治、身份政治以及政治正确等进步立场）。

正是新自由主义蔑视诋毁一切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仇视基督教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方致使美国原有的底色逐渐褪掉，而变得观念摇摆、混乱、莫衷一是，甚至面目全非，在各种政治正确笼罩下，整个社会、经济变得愈发平庸迟缓、乏善可陈。简言之，是新自由主义一步步停滞了帝国前进的脚步，并最终抑制住了那19、20世纪奔腾咆哮的资本主义精神。

蜚声西方汉学界的夏志清教授，早在1969年西方学潮风起云涌之际，就曾颇为伤感而无奈地指出：“在被学潮所震荡的欧美日诸国家，一般自命先进的青年所企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毁灭（包括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正像二三十年代我国先进青年企图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一样……目前青年所向往的新社会，正是解脱基督教束缚后的一种社会：把马克思、佛洛依德思想杂揉成一种新思想体系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滋养下，一个强大而封闭的工会、各种利益固化主导下的官僚主义、愈来愈高的社会福利负担、愈来愈左倾的思潮，以及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愈来愈强烈敌意，最终导致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持续衰退。这才是西方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下风的罪魁祸首，而绝非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基石的古典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出了什么致命的问题。

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一个今天看似软弱混乱的西方，竟然曾经带领人类进入工业化的现代文明，而且使英美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帝国，共同见证了19、20世纪西方文明的辉煌；也无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关键之一，其实就是从西方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汲取养分。

换言之，西方曾经的资本主义之原初精神，其实早已转移至中国了。中国的成就非国家主义大行其道的结果；否则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全能政府，岂不是早已在经济发展中独步全球了？这也自然无法理解为何中国要在1978年，从几近国家破产的边缘，艰难地开启改革开放，并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的决心和毅力。简言之，自然无法理解为何由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会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loser”了。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制度中的自我纠错机能，从而对西方衰落论保持一定的警惕性，知道中国在同西方制度竞争中如何取长补短。同时，也能明白中美贸易战的实质与症结，其实根本不在于什么贸易平衡不平衡或平等不平等（至少不是关键所在），而是中美经济结构、竞争环境、经济制度与社会氛围所使然。最终主导美国这一切的，就是经济背后的新自由主义。

在笔者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最大败笔不是特朗普极端偏狭、自大自恋的病态人格缺陷，而导致美国四面树敌，挑起许多无谓纷争而大大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核心竞争力及国家利益（例如作为美国传统政治盟友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曾不假辞色地公开抨击美国）；也不是其应对冠病疫情上的进退失据与反智行为，导致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万，沦为世界笑柄。

症结是特朗普以及他的内阁精英，根本就没有找出美国的真正病因。换言之，他们不懂内因决定外因的道理，不懂所有伟大帝国的衰落，无一例外源自内部这条颠补不破的真理；也不懂中国民国时期总统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深意所在；自然也就无从对症下药了。

因此，特朗普一上台就把中美贸易战作为其政策上的重中之重，对新自由主义的纠偏，尤其是重构古典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却乏善可陈。这不仅导致其政治策略的重心失衡（内轻外重），而且混淆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与问题，给了民主党精英最好的逃避口实。他们会说：“你看，是中国等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才导致美国经济连年受损、失业增高、国力日衰，而并非由于我们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

即使特朗普意识到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但从他的推特，尤其是从其任期内应激式的政策反应上来看，更多的是一些零碎且未经深思熟虑的草率命令（比如围绕签证、微信等禁令很快就被法院紧急叫停），甚至纯粹是情绪性的宣泄。以至于共和党保守派也大跌眼镜，渐感所托非人而弃他远去，许多共和党政要甚至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公开抨击他。

这最终不仅直接导致特朗普在大选中失败，以至于拜登在女性选民（57%：42%）和黑人选民（87%：12%）、拉美裔（65%：32%）以及亚裔美国人（61%：34%）中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他，也显露出他身上毫无作为一位合格政治家所应具有的道义担当和审慎理性、谦卑克制之美德。就像美国开国国父那样，就像林肯、罗斯福那样，在美国深陷内外危机之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民心。

换言之，特朗普政府错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内部纠错机会。这是共和党之败，又何尝不是美国之败呢？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恐怕必须首先直面、深刻反省如下几个痛苦但不容回避的问题：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失败了吗？败在何处？为何美国会出现特朗普现象及特朗普主义？美国的内政与经济究竟有什么必须重新审视检查的？为何曾经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早已随风而逝？为何美国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实际上也是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的一个致命的挑战与命运抉择。那就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左倾道路一路狂飙突进，还是重返古典自由主义之路？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倒不是说对中美双方而言技术就全然不重要，而毋宁说是有比技术更重要、更值得双方都关注的东西，那就是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政经制度及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