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蜗藤

近日香港掀起有关“忠诚废物”和“废柴学者”的争议。不少人只当闹剧“食花生”。笔者看法正好相反。在去年颁布《国安法》及本月人大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中国已基本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爱国者治港”的大原则。接下来，如何优化香港政治、经济、舆论环境，不但关乎一国两制能否“行稳致远”，还关乎能否让一国两制“行得顺，走得快”。无论“忠诚废物”还是“废柴学者”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笔者不知道也无意指谁是“忠诚废物”或“废柴学者”，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不可否认，这两个名词能成为一时热话，必有其社会基础。换言之，肯定既存在被普遍视为“忠诚废物”的庸庸碌碌的“举手机器”，也存在被普遍视为“废柴学者”的“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国师”。不但“忠诚废物”是一个现象，“废柴学者”也是一个现象。骂战发生后，香港坊间就“忠诚废物”讨论甚多，笔者本文主要探讨一下“废柴学者”的问题。

争民心不能只靠“爱国者治港”

与中国大陆相对简单的政治生态相比，香港政治舆论环境异常复杂。虽然绝大部分香港人都“爱国爱港”，但经过长期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环境中的浸淫，香港人早就被培养出对政府“挑剔”的习惯，再加上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比大陆更宽松的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很多人对政府推行政策“做又骂，不做又骂”。若以中央对大陆人要求的尺度衡量，香港遍地都是“刁民”。政府推行政策先天性地面对很大阻力，左右维艰。尤其近年来，由于政治环境转变太快，争议事项太多，及在全球性的民粹风潮影响下的“反建制”情绪高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依赖政府官员和议员等政客为推动政策或重大政治决议保驾护航，通常事倍功半。政府认为正确的意见，往往无法被广大市民接受。这是香港独特历史和祖国给予的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市情”，不是“爱国者治港”就能迎刃而解的。

回顾历史就可知，在回归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争议中，政府的宣传舆论工作都处于下风，在大部分案例中，民意都不站在政府的一方。即使“对家”有些主张明显是极为错误的，诸如歧视大陆同胞、宣扬港独、鼓吹揽炒等，政府也并无良策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更令人担忧的是，久而久之，香港似乎不幸堕入恶性循环中：政府发现总是难以说服市民，于是干脆就不注重说服工作了，单靠“大声公”硬销。这给很多市民的感觉是政府蛮横霸道、“公就我赢、字就你输”，于是市民更加不信任政府，由此进入下降螺旋。

驳斥谬论比单声道讲理更服人

“大声公”只能压住反对声音，不能赢得人心；“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永远比硬销好；针锋相对地驳斥错误观点，也比自说自话地宣扬正确观点更令人心悦诚服。唯其如此，才能凝聚共识，减少阻力。然而，要扭转舆论上的不利形势，不能光靠政府，不能光靠建制派，而需要具备真才实学的“正能量”学者挺身而出，帮政府解读政策，分析利弊，与市民沟通，与反对者辩论，这样才能真正说服群众，争取民意，扭转乾坤。

在新时代出现大量有关中央和香港关系的重大根本性问题的争议，它们都需要在宪制、历史、哲学、国际法、国际关系这些“大框架”下分析处理。所谓术业有专攻，擅长公务的政府官员，和擅长地区工作及搞选举的建制派，限于知识结构和专长有异，本身就不熟悉这些议题，更难以在一时之间掌握其背后的理论和逻辑，为这些议题保驾护航往往有心无力。不少人除了表忠诚、喊口号、照本宣科、“当复读机”外，确实难以给出“接地气”的有力论述。说句公道话，若有人因此而把他们视为“忠诚废物”，这种扣帽子行为既不公正，也无法解决问题。

勇于“客场作战”的大陆“正能量”学者太少

这种情况下，时代呼吁“正能量”学者挺身而出。应该承认，无论是否合理，在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方，“学者”身分多少带有一些光环。在大众认知中，学者有丰富的学识，有严密的分析推理论证能力，还有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通常，与官员和政客相比，学者的说辞更容易被公众接受。遗憾的是，挺身而出的“正能量”学者并不多见，特别是大陆出身的“正能量”学者更稀罕。事实上，由于香港传统教育过于关注“微观”议题，熟悉这些“宏观”议题的香港本土“正能量”学者本来就较少；这就更需要大陆专攻香港研究的“正能量”学者“南下驰援”。因此，套用中国用语“你行你上”，如果有学者自己不帮忙，又“高高在上”地“指指点点”，被一时激愤地指摘为“废柴学者”似也无可厚非。

其实，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不少，相信有真才实学的也很多。他们劳心劳力地帮助中央为制定对港政策出谋划策，在大陆宣传对港政策，也不时到港为建制派和爱国爱港人士宣讲中央政策。这些工作固然都极为重要，然而，如前所述，亲身面向香港市民驳斥错误理论，直接在香港争夺话语权也同样重要，甚至在现阶段更重要。

笔者举两个“正能量”大陆学者为正面例子。第一个是大陆出身的港大教育学院前副教授李辉。在2015年陈文敏提名港大副校长风波中，李教授站在“爱国爱港”阵营一方，质疑陈文敏教授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过低，学术水平对港大副校长之职略有不足，故不被接纳并非无理。为此李教授亲自上电视节目，与“反对派”学者激辩，堪称有理有据。李教授本身不以广东话为母语，广东话略有口音，不慎把“影响因子”说得类似“影响烟子”，以致被某些本土学者抓住不放加以嘲弄。但他自发的参与公众事务的精神、“爱国爱港”责任心和不惧“客场作战”的勇气更难能可贵，更值得给好多“赞”。与此相比，那些嘲弄口音的本土学者就显得心胸狭窄，甚至令人质疑是否歧视。可惜李教授远走澳洲，无法继续为“正能量”发声。

第二个是深圳大学教授宋小庄。在笔者印象中，宋教授是少有喜欢亲身上场，在公众场合为“爱国爱港”一方据理力争的大陆法律学者。在近期的一电视论坛中，宋教授努力地向不熟悉大陆法律观念的香港听众解释为什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事也可能犯法”这个相对不直观的法律概念。由于时间较短，宋教授当时的论述有没有说服观众暂且不论，但观点和解释都令人大增见识。

可惜就笔者所知，像李教授和宋教授这类乐于挺身而出与“反对派”学者辩论、直接面向大众争夺话语权的大陆“正能量”学者，数量实在太少，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陆学者中的泰山北斗、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等当然不可能亲自上场，他们更多地要“一锤定音”。但很多正值青壮年的有能力有名望的大陆学者本应正是“为国出征”的中坚，如果过于“珍惜羽毛”，不放下身段“客场作战”，面对面地争夺话语权，这不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不免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