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

自民主党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线，从“美国回来了”到“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一些外交方针的拨乱反正，似乎宣告一个“正常的”“具有可预期性”的美国回来了。

在对华政策上，“竞争但不脱钩”的“政经分离式”的处理，似乎明确了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地位的延续。中美关系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风雨飘摇后，果真回溯稳定了吗？

实际上，特朗普时代的风雨飘摇，已经宣告中美关系的巨变。特朗普对于以往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传统反建制地横刀一切，让“正常的”美国一去不复返矣。

以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赖以维系的利益分配机制，近年来已近乎失衡。全球化精英与普通选民的“全球化红利分赃”模式，在红利下滑与选民扩大的冲击下，已造成普通选民的相对份额日益下降。

一方面，由于未出现技术革命的创造性突破，全球化的要素自由流动，必然导致美国全球化红利的拉低；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正确、新移民及青年觉醒等民主党左翼运动，美国背负的经济责任愈加沉重，参与“分赃”的选民之数量与胃口迅速上升。于是乎，利益分配机制越发难以为继，并以地区差异的形式愈发放大，造成美国选民出现选举地图式的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得以通过反建制、非传统来捕获选民基本盘赢得选举。这是美式民主游戏的危机，被扣上精英主义路线大帽的传统美式外交方针已无以为继。反映到对华政策，只要有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利益来自中美脱钩，政治震荡将不可小觑。

只要中美基于比较优势与产业分工的经贸合作，以及要素转移损害到相当一部分美国群体的既得利益，特朗普所开创的反建制先河，就会在每一次美国大选中形成对华政策的冲击。“华盛顿共识”已不再，“美国优先”将阴魂不散。

对于美国基于自身分裂所带来的未来外交政策可能的断裂，北京须有所准备。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恐怕要换成“经贸关系是‘华盛顿共识总统’与北京关系的压舱石”。

一个健康的国家，国民应具有谨慎之乐观主义，否则不足以帅之，而学界应具有理性之悲观主义，否则不足以参之。对于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在今后经贸关系很难当作压舱石的情况下，有必要寻找确保今后关系能平稳发展的一系列共识。

北京如何与华盛顿寻找共识？抽象而论，要把握四个方面：北京想要寻求共识？北京寻求什么样的共识？北京如何寻求共识？以及如果与华盛顿寻求不了共识，北京又当如何？

首先是北京想要寻求共识。意愿总是行为的先导，北京须展现追求“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发展意愿，并辅之以实质性的行动。这既是北京诚意与善意的展现，也是双方在关系建构上迈出的第一步。中国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首要外在前提，便是稳定、可预测的中美关系的维持与发展。

国家的利益可以靠国际合作的方式获得，而国家也有可能为确保国际合作的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在权力上自我克制，并接受各方多赢，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另类思维和做法。因此，必要的战略克制与战略冷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

其次是北京寻求什么样的共识。所谓共识，便是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当中美经贸关系不能成为大多数美国选民的利益汇合点，从而不能充当中美利益的汇合点时，应寻求更广泛的利益汇合点。今后一段时间，最有可能达成的是秩序层次的公识：我们视之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美国视之为“美国治下的和平”。

这种秩序层次的共识，在和平的发展环境的诠释下，既能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在美国主导的和平的注解下，也是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的交集。除开可能在秩序层面达成的共识，在一系列具体的共同议题上，诸如朝核问题、气候问题上也可能达成一些列具体的共识，通过低层次共识的积累，也可加总为中美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再次，北京如何寻求共识。北京应明确所面对的美国，始终是分裂的美国、分裂的政府、分裂的政党、分裂的选民以及分裂的利益。如何在面对诸多分裂的美国利益之时，尽可能地求同化异，便是北京所当思索的。

比如面对美国的军方系统，北京便有与之不热战的默契共识。如何强化这种共识，并将这种共识的影响力外溢至美国外交部门乃至普通选民，这一方面须要北京适度的军力建设，另一方面也须要北京对于华盛顿的预期矫正。

如果与华盛顿寻求不了共识，北京又当如何。应当为和平稳定之中美关系的缺位未雨绸缪。通过政治智慧与政治手腕，尽量削弱可能存在的脱钩，对中国的潜在破坏和影响，并让美国认真考虑脱钩的收益成本比。这是北京的底线与安全所在，也马虎不得。

大象已经起舞，如何与这只大象和谐共存，考验着北京的智慧，也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