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马

一个月前，缅甸反军事政变示威者集结在美国驻仰光使馆前，要求拜登把缅甸军头赶回军营，释放被羁押的翁山淑枝。翁山淑枝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军方担心失去特权，因此夺权。

但美国大使馆是最好的示威地点吗？美国总统除了表示不承认政变，还能起什么大作用？示威者希望美国干预，表明美国作为全球自由领导者的形象未死，即使经历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四年孤立主义。

去年，香港示威者反对中国悍然针对香港自治权，甚至将特朗普视为盟友。特朗普坚决敌视中国，因此示威者挥舞星条旗，希望美国帮他们摆脱中共极权主义。

美国必须在全世界传播自由的自我使命感由来已久，为此，美国打了很多愚蠢的战争。但美国民主理想主义也启发了许多人。用约翰·F·肯尼迪的话说，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参与全球斗争”的国家，“在这些斗争中，我们肩负着保护和促进全人类共有的理想的重任。”

匈牙利在1956年的反苏起义中发现，言语总是空洞的。受美国鼓动的匈牙利革命在17天后遭到针对，美国没有给它所怂恿的人提供任何帮助。

但有时，美国的帮助给人们带来了自由，希特勒暴政下的西欧并不是仅有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和韩国人通过大规模示威反对独裁，与过去两年来的香港人、泰国人和缅甸人别无二致。当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1989年，效仿自由女神像打造的10米高的“民主女神”，树立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的示威以流血灾难告终，但亲民主力量颠覆了菲律宾的马可斯独裁和韩国军政府。来自美国的支持是重要因素。台湾的极权主义也被民主取代，美国同样也给予了支持。

但在菲律宾、韩国、台湾起作用的东西，在泰国、香港和缅甸不可能起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前三者是左翼所谓的冷战期间的“附庸”。他们的独裁者是“我们的独裁者”，是美国的反共盟友，受美国保护。

在美国的资金和军事支持下，他们可以继续针对人民，只要美国认为共产主义仍是全球威胁。一旦中国开门做生意，苏联走向没落，他们就倏然变得脆弱了。马可斯在美国电视台的施压下，承诺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当他试图窃取选举结果时，美国参议员要求他“切割干净”，最终识趣地登上直升机，流亡夏威夷。

同样的，当韩国学生在众多中产阶层的支持下涌上街头，对军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表示不满时，美国最终站在了民主这一边。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韩国将军必须服从美国靠边站的号令。

泰国和缅甸的军头没有理由也这样做。拜登可以威胁制裁，表达愤怒。但如果中国愿意充当缅甸的保护伞，军政府就没有理由担心，尽管到目前为止军方对中国仍保持警惕。

泰国统治者也得益于中国的影响力，并且泰国向来善于在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而由于香港已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外部力量也无法保护它的自由，不管有多少人在街头挥舞美国旗帜。

欧洲和亚洲对于美国的依靠，以至于美国能够呼风唤雨，皆是冷战使然。如今，新冷战就在眼前，这次的对手是中国。但美国的实力在20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已大大缩减，对美国的民主的信任，也因为霸凌盟友的无知自恋狂赢得选举而被削弱；而中国是比苏联更加可怕的力量，并且它也比苏联富裕得多。

东南亚国家仍然需要美国来维护安全，只要日本因为过去的污点和和平主义宪法，而无法扮演主要军事角色，美国就得继续充当日益增强的中国主宰力的主要制衡力量。但泰国在大国间的左右逢源表明，美国的盟友不可能变成如以前那样的“附庸”。甚至韩国人也小心翼翼不影响对华关系，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中国近在眼前。

这一模式在预料之中。美国主宰力不可能永远维持，亚洲人和欧洲人不应该完全依靠并不总是可靠的力量去保护它们。沦为“附庸”让人感到屈辱。但或许有一天，有些人、有些地方会开始怀念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一个美国实力强大到足以把讨厌的流氓赶跑的年代。

作者Ian Buruma是一名作家，近著是《丘吉尔情结：从温斯顿和罗斯福到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特殊诅咒》（The Churchill Complex: The Curse of Being Special, From Winston and FDR to Trump and Brexit）。

英文原题：Asian Demonstrator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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