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题

最近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建议，取消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一下子在中国引起了众多舆论的关注。许进认为，英语教学课约占学生总课时的一成，但只对不到一成的大学生有用，再加上翻译机越来越普及，故学英语并无那么必要。

记得我曾在《联合早报》写过《英语全球地位不易撼动》一文对此讨论过，以前自媒体“大象公会”上曾经发表的文章《汉语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有多大》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简而言之，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空前的提高。中国如果还想要和以前一样融入这个世界的话，学习英语是一条必经之路，除非中国又想再次回到过去固步自封的旧途之中。

就技术层面而言，削减乃至取消中国目前全民普及的基础性英语教学，最乐见其成的是各类民间英语培训机构。英语的重要性可说是与日俱增，一旦减少或取消目前相对廉价的公立中小学英语教学，有钱家庭依然可以通过课外辅导班来获得宝贵的外语知识，普通平民则会失去这优质且易得的教学资源。

像许进这样的社会顶层，自然不会在意那点课外辅导的小钱，但这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剥夺，对于中下层民众却相当致命，在日积月累之中会进一步造成阶层之间的割裂。也就是说，在英语国际地位无法撼动的情况下，单方面压缩公立教育对于英语教学资源的投入，会进一步加深中国的阶层壁垒与阶级固化。

说到底，如果不由政府提供公共资源，但未来高考、考研、考博还有出国深造又需要英语，则社会上层一方面会像许进那样，向普通民众强调英语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自己又会加大对子女英语的投入，从而坐拥资源上的优势。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工具，而是文化的承载体与文化本身的合一。我自己所教授的科目皆与印度古代经典语言相关，更是能够感受到多学几种语言所能带来的巨大文化冲击。通过翻译所得到的终究是隔靴搔痒，不能尽其文化浸润之妙。中国对待英语的态度，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对待这种语言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开放程度；从英语语言这个晴雨表，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是否还有过去的胸襟。

反过头来，这种类似的观点与态度其实在新加坡本地也有，只不过对象换成了华语华文。这也是很多像我一样，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老一代，在文化断层的现实之中所面临的困局，即如何改变视华语文为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

我也尽力教育我的孩子，华文并非只是一种用来获取分数，乃至未来去中国经商旅游时必需的语言工具，它更是这个五千年悠久文化的直接体现。每当我女儿认识某些文章或诗词曲赋之中的每一个汉字，却无法领会其中所蕴含的秋风白马与杏花春雨之时，都会让我痛心我们所欲实现的双语文化愿景，竟然离我们如此之遥。

学习任何一种第二语言，其实是对于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拥抱，是对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同情默应。对中国而言，学习英语如此；对新加坡而言，学习华语华文也道理相同。在现代化都市，尤其是商业社会实用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我们在内心深处会功利化语言学习的深层动机，而将不遗忘华人文化根基这个看似过于理想主义的标签置于脑后。

我们要教给孩子的并非只是那些方块字，而是广博的仁爱之心、对于朋友所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对于社会秩序的尊重与言而有信的承诺。他们更应理解什么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推己及人”的宽恕之心、“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和中之道”、对于真理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态度，以及对待国家民族命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当仁不让的献身精神。

所有这些，恐怕就非仅我们目前在校期间那单薄的华文教育所能承担，而需要我们这些长辈言传身教，如此身体力行方能起潜移默化之效。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