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

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推出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份指南可以说是未来拜登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初稿和蓝本。在签发这份指南的时候，拜登明确说，这份临时指南传递了他对于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看法，并且指示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遵照执行。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首场外交政策演讲，与《指南》相呼应。布林肯重复了《指南》中的判断，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够融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造成持久挑战的国家。

可以说，“唯一复合型竞争对手”是拜登对中国的定位；以实力求和平，将外交、人权、民主等价值观置于优先地位，编织盟友体系对抗中国，成为拜登对华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召开“两会”之际，拜登政府推出这一重磅文件，透露出其强烈的战略焦虑和战略竞争的意志。

美国总统都会在任内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它既是总统任内国家战略的纲领，也是总结概括总统对外政策的“主义”的参考；二战结束以来，每一位总统都有个“主义”。《指南》在拜登上台之后就推出，折射出拜登政府的急迫心态。世界秩序已经发生巨变，拜登急于拨乱反正，虽然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在进行中，但拜登已经等不及了。

《指南》列举的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冠状病毒疫情、民主的衰退以及国际权力分配的失衡。前两项重大威胁与美国国内政治紧密相联，冠病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涉及美国社会问题、产业结构调整，而国会大厦骚乱让民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真正引起关注的是，拜登政府对于所谓权力失衡所造成的威胁，当中特别强调中国是唯一可以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构成巨大威胁的国家，而“唯一”这一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将中国、俄罗斯等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而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还只是意欲加强其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国际舞台制造混乱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角色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成为“唯一”竞争对手，俄罗斯只是个“搅局者”。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尤其是美国的对华认知。2017年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一路下滑；尤其是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之后，疫情与选情相互叠加，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对抗状态。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逊图书馆的演讲中，宣告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甚至破坏了中美在上世纪70年代所达成的战略妥协，即不挑战中共执政地位，中美关系的基石由此动摇。拜登在竞选期间就认为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并未将“战略”二字加入其中；这其中的区别在于“战略竞争”容易滑向对抗、敌对，甚至是“战争边缘”。

为什么拜登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竞争对手，而且是能够融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综合型竞争者？这意味着美国对华认知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阶段。美国对华认知当然受到历史的影响，在中国身上，美国人看到了一战前的德国、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从地缘政治角度，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权之争，美国将中国视为一战前的德国，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就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而言，美国又将中国视为冷战时期的苏联，蓬佩奥等人的对华政策无疑就是要将中国塑造为苏联，将中美关系拖入冷战的轨道；从产业发展和技术竞争而言，中国的势头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更强大，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美国试图重建美国的产业堡垒。

可以说，中国是美国从未遇过的复合型对手。中国不同于德国，没有争夺世界霸权的冲动；不同于苏联，中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日本，中国具有独立的国防力量和安全体系。

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民主、人权视为重大安全战略事项，已然不同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要突出外交的价值和作用。二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无疑是军事和外交。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对外用兵过度，而外交萎缩。拜登试图以“外交回归”实现“美国回归”，回归领导世界的岗位。

对华战略方面，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判断和方向，而且在特朗普的基础上不断升级。第一，将中国从“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变为“唯一”竞争者；第二，从关注贸易失衡到全面对华竞争，也就是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四位一体”；第三，从“极限施压”到综合竞争与合作；第四，从“美国优先”的单打独斗到编织同盟网络的“集结号”。

“唯一复合型”竞争者的这一对华认知，来自于美国战略界对国际关系史的“综合”想象；这一“中国观”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框定美国对华大战略的轮廓和方向。中美之间的持久竞争时代已然开启，“拜登主义”的剧本已经上演。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