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考香港

作者：王向伟

每年早春时节，5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会聚首北京，出席两会。其主要使命是讨论并通过领导层提出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和政策。

代表和委员也会借两会这个大平台，通过接受采访或提交议案或建议等，来大力宣介其热衷的问题，并期望以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思路。在提出的数百件立法议案中，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被列入立法议程，但一些议案或建议确实会引发全国性讨论，并把政府置于一种尴尬境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协委员许进上周建议取消英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科地位，并不再把英语设为高考科目。在接受采访时，许进表示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称英语学习约占总课时的10%，而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只有不到10%的毕业生用得着英语。

许进还认为，手机及其他智能设备都能提供翻译服务，对学生来说，这比英语课有用得多。目前，英语教学多专注于死记硬背和应试能力，而不是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沟通能力。

不难想像，他的建议会演变成网络热点话题，并引发激烈争论。

3月8日，《中国日报》援引《中国青年报》网络调查结果称，11万多受访者反对许进的提议，而是表示应尽早教授英语，以助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然而，也有几乎相同数量的被访者支持这一建议，认为应把更多时间用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上。

多数专家及受访者都在讨论英语作为主科对学生发展和就业前景的作用，但有人对淡化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表示了担忧，认为在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的助推下，淡化英语学习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又一表现。

这种担忧绝非空穴来风。8年来，习近平主席采取坚决措施，加强党对国家方方面面的控制，庞大的宣传机器也努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增强民众对中国地位上升的自豪感。

中国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并消灭绝对贫困，进一步提升了民族自豪感，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疫情控制上跌跌撞撞，成效不佳。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贸易、人权、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日益激烈之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是高层所期望的，也对其有利。

但在自信的背后，中国领导层也谨慎行事。在对中国的成就大加赞扬的同时，又要确保民族主义情绪不会导致保护主义、不会使经济对外开放的努力复杂化，这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

去年5月，中国首次提出标志经济重点战略转变的“双循环”理论，并努力推进这一战略。根据“双循环”战略，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促进本土科技创新，聚焦发展国内这一庞大市场（国内大循环），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际循环之下，中国调整战略，由出口导向模式转向着重进口，同时提高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

中国已经意识到，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对华强硬，削弱和遏制中国崛起，因此中国做出了这一重大调整。

人大会议3月11日通过的新的五年规划（2021-25年）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充实了“双循环”理论。

但在领导层内部，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能会妨碍“双循环”战略实施的担忧也在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本地区内部循环，开始设置保护主义障碍。更糟糕的是，一些省市和政府部门急于缩小地区高科技生产能力的差距，在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盲目行动。其实，多个由政府资助的半导体项目已宣告失败，包括投资达200亿美元、号称最先进芯片制造厂的武汉项目。

领导层已觉察到了风险所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亲自出马，去年11月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双循环”战略并非搞经济封闭，也不是追求完全自给自足。

据悉，在去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本人对此也表达了担忧，指出实施这一战略不能以牺牲对外进一步开放及与国际社会更大接触合作为代价。

这方面，中国本应吃一堑长一智的。本世纪初，在一批科学家大力游说之下，中国政府调动全国资源，支持推出自主研发的TD-SCDMA这一3G网络，期望以此来确立国际标准。政府还强制国内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2009年采用这种自主技术，但事实证明，该技术不但速度慢，还不可靠，因此世界其他地方都未采用这一技术。

中移动用了5年时间，花费超过2000亿元（约300亿美元），建设TD-SCDMA这个3G网络、开发兼容设备以及进行营销活动等，而到了2014年，又不得不淘汰这一技术，转向发展4G网络。

这一代价高昂的教训今天仍历历在目，但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又在游说政府，称在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的过程中，中国需制定自己的高端制造业标准和规范。

然而，正如前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7日在政协会议上所言，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警惕和防范民族主义抬头，加大改革开放步伐，促进创新，谋求更大的国际合作，而不是沉迷于制定什么无人问津的标准，更不是盲目追求什么自给自足。

作者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