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2020年初，武汉暴发冠状病毒疫情。经过早期失措，中国抗疫走上正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与社会活动大体恢复正常。为控制疫情，中国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约束措施，如在一定时期内强制居家隔离、限制公共聚会、限制跨区域流动、进入某些场所（如医院、学校、政府等）要出示健康码等。

尽管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抗疫措施和效果，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可，却遭到主要来自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的抗疫采用了诸多限制个人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以牺牲部分人权为代价，所以这种成功并不值得赞扬。这似乎有荀子“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的气魄（孟子也有同类思想）。

的确，要改善这个世界，批评不可或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批评都是合理的。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的批评乃是意识形态式指责，是一种偏见。所谓意识形态式指责，是指“只要是某某做的，都是错的”这种思维方式。批评固然必要，但意识形态式批评应该避免。尽管中国抗疫做得比较成功，但在国际舆论上比较被动。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抗疫进行理论解释，建构其正当性。

抗疫的契约论解释

中国的抗疫措施究竟是否正当？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在抗疫中所受的约束。

如果把没有约束的绝对自由视作自由的完美标准，任何约束都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但是，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不考虑自然因素，只要世界上存在至少两个人，且他们要交往，他们的绝对自由也是相互冲突的。倘若双方都追求绝对自由，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暴力。没有人会向往这样的社会。

相互约束固然是对绝对自由的压缩，但相互合作所带来的好处，通常大于约束所带来的坏处，这就是人类交往的终极根据。同时，这也是契约论的终极根据。

契约论认为，交往各方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各方在公共领域中接受一定的约束，同时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通常情况下，收益会大于约束成本。契约论既可以解释国家的形成，也可以解释社会交往，同时还可以作为社会交往的指导原则。

一切交往、合作及达成的契约都是约束。由此可以理解，中国抗疫的强制性措施，是公民让渡权利构建社会契约的具体形式，并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科学常识看，隔离作为一种约束手段，是防控传染病的基本手段。因此，中国政府规定的强制性措施，主要是围绕隔离展开，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第二，从民意看，绝大多数民众同意接受约束，并且少数服从多数。在理论上，所有人都同意接受的约束就不是强制性约束，而是主动性约束。但在大规模的交往中，几乎没有一个规则（契约）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为了避免有人违反规则，规则必须具有强制性。国家作为一种契约，也具有强制性。不过，只有对于不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规则才具有强制性；而对于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规则不具有强制性，而只是一种行动指示。

将此理论运用到中国抗疫中，可知绝大多数民众同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约束。在此提供几个具体证据：证据一，2020年春节前，我回到农村老家。在武汉疫情信息公开后，政府颁布强制措施之前，据我观察，一些村民就已自觉戴上口罩，当地的口罩也被抢购一空。

证据二，一些民众的自我约束超过了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政府并没有禁止民众到超市购物和小区活动，但是一些民众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根本不出门；还有一些民众采取了不必要或过度的防护措施，如戴多层口罩、在电梯或室内喷洒酒精。

证据三，一些地方的防控措施强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强度，甚至有的措施是政府不提倡或禁止的。例如，有些乡村设置路障，甚至挖断公路，阻隔必要的人员往来。

证据四，2020年3月疫情大幅缓解后，政府鼓励非湖北地区恢复餐饮、旅游等活动，但在一段时间内，餐馆、景点仍门可罗雀。这意味着，民众同意接受此前的约束。

第三，从法理看，针对传染病防控，政府有权制定一定的强制性措施。这种权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此，有一点可能有人不明白，政府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其功能不仅在于强制，还在于给民众一个执行防控疫情措施的公共标准，避免张三采取A措施，李四采取B措施，而导致相互冲突，后一功能甚至更重要。大家都采取同样的措施，防控秩序才不会紊乱，交易成本才会更低，效果也可能更好。

第四，从效果看，强制性措施产生了显著的防控效果。尽管约束会产生成本，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强有力防控，约从2020年3月开始，非湖北地区陆续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这种恢复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显著的好处。反之，如果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疫情势必蔓延，每个人的损失都会更大。因此，民众为防控疫情支付的约束成本，回报率是高的。

约束的公平分配是关键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可以作为第五点），就公平性看，在中国抗疫中，约束的分配总体是公平的，基本做到约束面前人人平等。在契约论中，公平既是契约达成，也是有效执行的关键。在执行环节中，公平是各方都严格执行契约分配给各方的责任。权利可以放弃，但责任不能推卸。每个人的责任都可能不同，所以公平不是平均。如果契约的执行不公平，就无法执行下去，契约就会破裂。

如拉兹（Joseph Raz）在《法律的权威》中所言，“遵守法治是一个程度问题。完全遵守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抗疫中，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偶有报道有人耍特权，违反抗疫规定，但大体得到了纠正。作为约束的分配，在执行环节，中国抗疫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总体上是公平的。一个大体合理的规则的执行越公正，就越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因而越符合契约精神，越具有正当性。

另外，中国抗疫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主要集中于对行动自由的短期限制，对行踪信息的无差别跟踪。关于后者，或许有人认为，它是对隐私的侵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相较于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圈更乐意服从。人们对隐私保护没有西方那么看重，因而更能接受行踪信息被收集。

契约论本来就支持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情境，达成不同的契约。契约论的原则就是多数人同意，而不关涉具体内容。至于具体权利，包括特定时代被视作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婚姻自由权等，作为契约的结果，则是随时代变迁的。

其实，在西方，只要一个人使用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他的行踪、电子消费等信息也被机器跟踪和收集。至于怎样防止个人信息被滥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重要的问题；但这是另一问题，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总之，中国抗疫所采取的措施，总体上是正义的和公平的，效果总体是成功的。因此，它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攻击。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约束的分配，在执行环节，中国抗疫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总体上是公平的。一个大体合理的规则的执行越公正，就越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因而越符合契约精神，越具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