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回归24年，人大《决定》是历史分水岭，香港选举制度和政治生态迎来一次大重设（reset），整体修改方向，跟多年来港人所谈的政改有很大差别，《决定》称之为“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反对者则视之为“民主倒退”，然而不管认同与否，“大重设”就是眼前的政治现实，所有人都要面对和适应。历史没有如果，必须向前看，香港政治进入适应调整期，各方面都需要时间再磨合，在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前提下，若能有多些包容，除了可以保障社会多元，相信亦有助中央与港人加强互信，有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审查委员会权力未明

从政空间看处事尺度

全国人大《决定》共计9条，内容跟之前中央官员的说法大致一样，包括重组选委会及扩大其权力、立法会议席产生方式有变、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授权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等，未见有更多新的细节。《决定》提到有关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修改，主要是因应选委会增加第5界别、委员人数增加至1500而作出的技术调整，第5界别除了港区全国人大政协成员外，还有哪些全国团体可以安排港区成员参与其中，目前并不清楚；立法会议席增至90人，由选委会推选的议席，跟功能组别及分区直选议席的比例，究竟是“4:3:2”还是“3:3:3”？参选者要取得多少选委提名、提名者是否必须涵盖5个界别，《决定》亦未触及，这些政改关键细节，相信稍后将由人大常委会决定。

在香港，多年来有关政改的讨论，大方向都是如何增加直选成分，现在的选举制度修订，方向是立法会重新加入选委会议席、分区直选议席比重下降，客观上确是背道而驰。当然，从中央角度，近年香港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反修例风暴，已危及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为了遏制港独、暴力、勾结外部势力和政治揽炒，无论是订立《港区国安法》还是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都是堵塞制度缺口。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是中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核心，从一人一票政治理念来看，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比例是“2:3:4”还是“3:3:3”，当然有重要分别，然而放在权力政治天秤审视，两者差别有多大，各方相信亦心中有数。回归初期，立法会曾有小量选委议席，现在中央再度赋予选委会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论制度设计，并非崭新事物；相比之下，《决定》规定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却是全新创制，各方并不知道委员会如何组成、具体如何运作、是否单纯取代现时选举主任的角色，还是会被赋予更多权力去履行审查工作。审查委员会的处事方式和尺度，会直接影响香港政治空间，围绕委员会的各种“未知”，现在只能观望。

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认为，修改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政治生态会更健康”；泛民人士则认为，民主派参政空间将收窄，“民意难以在体制内反映”。对于未来会否继续参与选举，有传统泛民政党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暂时未有定论。被视为中央对港事务智囊的田飞龙则认为，香港选举制度改变，对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是重要考验，中央要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废物”，建制派要面向市民，接受问责，至于非建制派则是机遇和挑战同在，重点是要跟激进派切割，不以“揽炒”、“黑暴”或“港独”来捞政治资本。

决定提“爱国者为主体”

高包容度可稳定人心

有关“泛民人士未来能否参选”、“体制内会否还有泛民声音”一类问题，需要跳出“黄蓝”思维，放在新制度框架看待。过去10年，泛民激进化，阵营内主张温和路线的人被排挤，新制度下却是后者有从政空间，前者却没有了。若只以泛民主流派近年的政治斗争路线为基准，新制度下真的未必再有“泛民”；若将昔日阵营内的温和派重新视为同道人，则体制内仍有机会存在“泛民声音”。当然，近年变得激进化的，不仅是泛民，还有其支持者，经过反修例风暴和前年区议会选举，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这些曾被边缘化的人，仍是一大疑问。

香港经历了反修例风暴这场“政治大摊牌”，已无法回到从前，只能向前看。人大这次《决定》，标志香港选举政治一次“大重设”，除非不再打算以香港为家，否则每个人都要设法适应新形势新变化。香港面对众多社会深层次矛盾，要有贤能爱国者治港，“爱国者”范围划得阔一些，可以物色的贤能治港者一定更多。当年邓小平表示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主体”一词为香港留下了较多政治弹性和包容空间，最近中央谈及“爱国者治港”，甚少再用这个表述，令人关注治港者的标准会否收窄，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人大《决定》交代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宗旨时，又再提到“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这一说法。中央要贯彻爱国者治港，在此大前提下，若能对不同政见人士给予最大限度包容，对于稳定人心，逐步加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互信，将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