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也许最能说明这点的是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讲话：非友即敌。美国应该领导，盟国应该跟进，反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应遭到惩罚。

这一想法既简单，又简化。现在，它已经过时了：美国没有不能调和的敌人，也不再领导一个战无不胜的联盟，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对抗。

前总统特朗普是美国领导的异类。他采取攻讦、威胁、单边关税和金融制裁等手段，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于他的政策。他把多边主义规则撕个粉碎。但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几乎无人反对。对特朗普反华政策的共识大于反对，他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也鲜有人阻止，尽管这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相比之下，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简直是天赐良机。目前，美国已经重回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准备重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承诺重回2015年伊朗核协议。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和令人赞赏的举措。然而。拜登初期关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外交政策声明，却是大有问题。

拜登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能够很好地体现其政府的早期思维。有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美国回归”世界领导是一个相当天真的想法。美国现在只是回归多边主义，它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治工作一团糟，而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积极与减轻气候变化的措施作对。拜登政府还须要收拾诸多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如1月6日的暴动，并解决为何还有7500万人在去年11月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问题。这意味着要清算目前许多共和党人身上浓厚的白人至上主义文化。

其次，拜登宣称：“欧洲和美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也必须一直是一切我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的成就的基石，一如我们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真的吗？我是亲欧派，也强烈支持欧盟，但美国和欧盟只不过占了世界人口的10%（北约成员国占了12%）。

跨大西洋联盟无法也不应该是本世纪“一切我们希望实现的成就”的基石；它只是重要的积极因素之一。我们须要与世界各方共同承担全球治理工作，而不是光靠北大西洋或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北大西洋长期以来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脱不了关系，而特朗普更是在这方面兴风作浪。

第三，拜登宣称世界已卷入了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巨大斗争。“我们正处在一个拐点，一些人认为，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疫情，专制是最好的体制……另一些人则理解民主才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

由于这一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之争，拜登宣布“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性竞争做好准备”，还说这场竞争“值得欢迎，因为我相信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的印太盟友在过去70年中共同努力奋斗构建起来的全球体系”。

或许美国自认为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意识形态斗争，但这种感觉并不为双方所共有。美国保守派坚持认为中国想统治世界，这已经成为华盛顿跨党派共识的基础。但是，中国的目标并不是像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主张的，要证明专制比民主好，也不是要“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致辞为例。习近平没有谈专制的优势和民主的失败，也没有谈政治制度之间的伟大斗争。相反，习近平传达的信息是要基于多边主义解决共同的全球挑战，并指明了“四大课题”。

习近平呼吁世界领导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他还敦促他们“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第三，他们必须“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最后，他们应该“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全球合作之路须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国际法则”，坚持“协商合作”。他强调了“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的重要性。

拜登的对华外交政策，首先应该寻求合作，而不是假定冲突。习近平承诺，中国将“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坚持向世界开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国际关系”。美国外交的明智选择，是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合作。今天的对立叙事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合作并非如美国保守派一再声称的是怯懦。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和平、市场扩大、科技进步加速、避免新军备竞赛、加快抗疫、全球就业的强势复苏，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共同措施。随着全球对立的减弱，拜登可以把政府精力投向克服不平等、种族主义和不信任上，正是这些因素在2016年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并且仍在危险地撕裂美国社会。

作者Jeffrey D.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

可持续发展学和卫生政策与管理学教授，

也是哥伦比亚可持续发展中心和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任。

英文原题：Why the US Should Pursu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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