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澔琳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最新“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新加坡继续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而连续25年盘踞榜首、去年排第二的香港及35位的澳门，则不获独立评级，日后将与107位的中国一同评分。消息传出后，备受香港媒体关注，有人更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混为一谈；然而，该指数早因保守落后和算法奇怪而为人诟病，基本上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却被特区政府当成国际权威，如今香港突然被剔出，更加应该趁机摆脱鼓吹放任自由经济的排名枷锁。

为何被剔除？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自1995年起与《华尔街日报》联合编制《经济自由度指数》 （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期望能有系统地量度不同地区的经济自由状况。根据去年3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整体评分下跌1.1分至89.1分，首次被89.4分的新加坡超越，位列第二，失落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因为社会动荡影响外资流入导致投资自由得分下降，而经济自由度风险亦因应其与内地贸易、旅游及金融的联系而增加。到了今年，香港及澳门这两个中国特别行政区都榜上无名。

报告解释，指数只会计算对经济政策行使主导权的经济体，“虽然香港与澳门同为特别行政区，比普遍大陆民众享有较多经济自由，但“近年发展明确显示，政策最终由北京控制。”不过，报告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缘何断言两地经济政策已被北京操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4日出席网上研讨会时回应称，不同意传统基金会指香港经济政策由中央控制，又认为基金会抱持意识形态及政治偏见，无理排除香港。他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资金、人才及资讯自由流通才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政经混为一谈

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Edwin Feulner）在《华尔街日报》撰写《Hong Kong Is No Longer What It Was 》一文，指香港曾是自由灯塔，今天却成为中国另一商业中心。他提出：“在过去两年，香港失去政治自由及自治权，令这座城市在很多方面与上海和北京等中国主要商业中心几乎无异。（Indeed, the loss of political freedom and autonomy suffered by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s made that city almost indistinguishable in many respects from other major Chinese commercial center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他又认为，往日香港揉合中西价值观，但在北京“同化”下，普通法及民主自由已被大大削弱。

佛纳作为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及前主席，所以此文普遍被视为香港被除名的真正原因，而澳门则“无辜”陪葬。不过，翻查评核准则，当中只关注“经济自由”，而没有佛纳提及的“政治自由”及“自治权”。可以说，他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混为一谈。

趁机摆脱排名枷锁

事实上，EFI的评分准则和计算方法一直备受非议。如上所述，EFI由法治、财政规模、监管效率及市场开放等四大领域共12个指标组成，再按指标最后平均值把经济体分为“自由”、“较自由”、“中等自由”、“较不自由”及“受抑制”五个等级。不过，尽管12个指标的评分比重相同，但计算分项的方法并没有统一标准，“量评”（quantitative）及“质评”（qualitative）并存：如为“投资自由”和“经济自由”评分时，前者以100分为底分，再由基金会列出七种投资障碍及后果，按障碍程度高低为每个经济体扣减分数，分数以五的倍数计算；后者则直接以政府法规、干预程度、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进行0至100评分。两者均由评分者作主观判断，欠缺客观标准，若未有可供比较数据，则会参考该该经济体其他指标得分计算类近分数。可见，基金会不论在计分或是除名，做法均欠缺透明度及解释。

每年不同智库或组织也会发表经济排名，他们来自不同背景，宗旨、意识形态甚至政党倾向亦截然不同。而传统基金会作为右派经济传统学说的代表，其宗旨本也是在于限制政府功能、重视个人自由、捍卫美国价值，提倡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素来与香港政府主张的“自由经济”、“积极不干预”不谋而合，所以香港得以年年摘冠，政府也沾沾自喜。

不过，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正正漠视了政府责任和分配正义，直接助长了香港资本主义的腐败和扭曲，本就应该被特区政府摒弃。如今全球备受新冠肺炎冲击，香港经济不景，企业倒闭潮和员工失业潮涌现，如果港府仍然执迷所谓国际排名，只重视放任市场，却不去正视那些沉积已久的社会问题，诸如财富分配不均、劳工权益不足、生活负担沉重等等，民生困局就无法改善，有没有排名、排什么名次，也只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