浜田宏一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元（约2.53万亿新元）疫情复苏计划，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认定这么一个大刀阔斧且目标明确的战略正当其时的左派人士。

不出意外，许多右派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表面上是出于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但一位众人瞩目的民主党中坚分子也对此表达了质疑，他就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萨默斯对刺激政策并不陌生。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任命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萨默斯领导国家经济委员会，为总统的应对措施出谋划策。萨默斯认识到财政政策在危机期间的重要性，参与制定了2009年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没错，该经济刺激配套最终只花了8310亿美元，不及拜登当前提议的一半。但是，自那以后，进步派经济学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如果《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规模能更大一点，经济的表现肯定会更好。曾经告诫奥巴马政府要注意控制刺激配套规模的萨默斯，现在也表示同意这个共识。

然而，对萨默斯来说，这个例子只是进一步佐证了他认为拜登提案规模过大的论点。2009年时，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约为每月800亿美元，且还在不断上升。虽然去年的产出差距也达到了类似的水平，但萨默斯指出，该指数目前正在下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每月的缺口应该从2021年初的约500亿美元，下降到年底的200亿美元，而且无须推行任何新刺激措施。

有鉴于此，萨默斯指出，拜登计划的规模至少比必要金额多出两倍。此外，他认为，当前的政策讨论“并未充分估计到”由此引发的风险的严重性，包括通胀上升的可能性，并正确地指出，这些问题将阻碍拜登更广泛经济议程的执行。

然而，在最近与萨默斯的讨论中，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强调了通胀预测的不确定性本质。克鲁格曼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缩减刺激配套，将给那些饱受疫情打击的美国人带来严重后果。

这些并不是萨默斯论据中的唯一弱点：首先，他假设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是需求短缺，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餐馆和航空公司之所以生意惨淡，并不是因为消费者不需要它们的服务，而是因为使用它们的服务已经变得不安全，甚至被官方所禁止。

因此，如果拜登政府要刺激经济复苏，就必须让人们能再次安全地消费；而实现这一点的代价，要比单纯提升商品和服务需求要大得多，还可能须要花费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向那些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额外财政援助。

救济行动的现实影响，比如拜登计划会提供给大多数美国人的1400美元刺激支票，也似乎比萨默斯想象中更为复杂。如果人们收到一笔一次性的款项，来帮助他们应对一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他们可不会像涨了薪那样随意花掉这笔钱。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直接将产出缺口和刺激措施作比较，是有误导性的。

然而，在讨论财政支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时，克鲁格曼和萨默斯都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去解决棘手问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拜登并不像参议员桑德斯那样认同现代货币理论（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桑德斯的其中一位经济顾问，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著名阐释者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中央银行家则绝对不会认可现代货币理论，因为它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

然而，在任何关于政府财政的讨论中，现代货币理论都可以提供基本的见解，首先是发行本国货币的政府并不会真正破产。但是，国家可能面临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困难或汇率贬值。

现代货币理论也有其弱点。该理论认为，如果将劳动“分配”给劳动力队伍，即使不使用价格或工资机制，也能实现就业目标。因此，如果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能明确阐述自身对现代货币理论基本立场的看法，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他们所表达的信息。

拜登和克鲁格曼以及同样支持刺激方案的财政部长耶伦肯定晓得，创纪录的支出计划有可能加剧通胀。但是，对他们来说，失业者的切身福祉才是头等大事。至于萨默斯，他更关心的是落实拜登更广泛的经济议程；而如果利率上升，这将变得非常困难。

虽然萨默斯可能夸大了通胀威胁，但按照他提出的思路仔细审视拜登的计划，可能是个好主意。不过，决策者最终将不得不决定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去帮助数百万面临失业和饥饿的美国人。

作者Koichi Hamada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英文原题：Biden's Stimulus Trade-Off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