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周萱

相较于欧美对“国运”概念的无感，相信运势的东亚尤其是中日两国，有关“东京奥运及日本国运”的讨论正愈发升温。

事实上，日本学界本就有“国运轮回”一说，著名历史学家半藤一利就曾指该国近现代国运呈40年一轮回的特点。而奥运会恰好在多个周期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出现了“奥运与国运冥冥之中有一定关联”的迷思，奥运成功举办则国运昌，奥运失败流产则国运衰。

虽然日本中央政府从未也不会公开将国运与奥运联系起来，而是会像菅义伟2月19日在G7会议上那样，将奥运会形容为作为战胜新冠和世界团结的象征。但考虑到日本政界多被政治世家把持，且不少高层都亲历二战、经历了国运大起大落，想必对国运论有一定程度的信服。

而在森喜朗因歧视女性言论在2月12日黯然辞职、时任奥运相桥本圣子2月18日临危受命后，即使是战后出生于平民家庭的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充满希望地指出，奥委会主席换帅可让日本由危转机、重新出发，并指曾七次征战奥运的桥本圣子出任主席乃是“天命”。《日经新闻》、《朝日新闻》等日媒近日也纷纷给桥本圣子冠上了“神赐的奥运之子”的名号，传递出对奥运会将在神明保佑下成功举办的信念。

而要探寻日本高官为何对奥运如此执着，以及奥运与国运缠绕相生的观点为何形成，就要回顾奥运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现代第一个国运轮回，即为1865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至1905年日俄战争，彼时日本迅速通过工业化走向富国强兵之路，并凭借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豪赌，先后击败亚洲传统秩序中心的中国以及欧洲五大强国之一沙俄，直接跻身列强，彻底摆脱1853年的“黑船”之耻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短短40年就从被迫打开国门的封建小农岛国跃为亚洲第一强国，日本为奇迹般增长的国力和如有神佑的运势倍感鼓舞，而这也成了此后全国狂热扩张思潮之基础。

在1905年至1945年的第二个轮回内，日本因过热军国主义踏上了毁灭之路。该国在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1919年做为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与美英几乎平起平坐后，举国信心高涨，再加上多年忠君爱国教育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等扩张思想的潜移默化，向外扩张成了日本军部、各政党和民间诸多团体的少有共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举国欢腾，甚至缓解了日本国内因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社会混乱。

怀抱着战无不胜的狂热想象，日本终与口头上倡导“民族自决”美英盟友决裂，高举“武运长久”的旗帜踏上法西斯之路。

向来为和平标志的奥运会也成了帝国工具。日本1936年说服盟友意大利放弃申奥，拿下1940年的主办权，希望通过史上“第一场东方奥运会”纪念皇记2060年、展现亚洲人优越性，同时也计划复制纳粹德国1936年利用大规模圣火接力彰显国威的模式。岛根大学法律人文系副教授滨田幸绘指出，即使日本因深陷战争而在1938年交还了举办权，但仍进行了“圣矛接力”，将祈愿战争胜利的“矛”从伊势神宫传递至明治神宫。

最终，正如以灾难结尾的法西斯道路一样，这场中途流产的奥运会作为军国主义的副产品，被一并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在战争瓦砾中，日本国运踏入了新的周期，半藤一利认为该周期是从1952年（日本结束被军事托管）至1992年（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纷纷破裂），也有观点认为是从1945年（二战战败）到1985年（日本在美国施压下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大跌）。但无论如何，1964年东京奥运会都是这个战后重建黄金年代的高光时刻。

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声明扫地，与德国一道被1948年伦敦奥运会拒之门外。为展现改头换面的和平面貌，日本从1952年便开始积极申奥，最终在1960年获得了1964年奥运的举办权。

日本立刻倾举国之力投入约30亿美元用于场馆等各类基础建设，快速拉动战后经济，并赶在开幕式9天前建成了东海道新干线，成为首个拥有高速铁路（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国家，打响日本制造的名声。甚至天公也作美，欧亚大陆21研究所理事长吹浦忠正指出，开幕式当天碧空如洗，电视转播员惊喜地形容“犹如一揽了全世界的蓝天”，让人无法相信前一天晚上还是暴雨倾盆。

另外，由于当局严格规范国民行为，给国际社会留下了礼貌好客的印象，加之日本运动员获得了总奖牌排行第三的史上最好成绩，这场因美国卫星技术而首次向全球转播的奥运会，对日本修复国际地位、激发国民士气以及刺激经济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期间有诸多标志性时刻，但1964年奥运会无疑是其中一个里程碑，也自然拥有了象征国运昌隆的超然意义。

但后来历史的推演似乎证明了日本国运轮回的再次启动，该国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进入了痛苦的停滞阶段。

长期通缩造就了“低欲望社会”，年轻一代缺乏野心，即使是利率为负也不愿借贷创业。企业投资时也瞻前顾后，在群雄逐鹿的互联网时代鲜少冒出大型科技初创公司。缺乏拼搏的时代精神已不利于国家发展，少子高龄化的趋势更让人忧心。再加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给整个国家留下巨大伤痕，社会弥漫着末日般的悲观情绪。

是以，日本当局在2011年7月暌违半个世纪再次筹备夏季奥运会申请时，想必希望复制1964年的奥运会神话，推进灾后重建、重振国民士气乃至扭转国运。

在日本2013年申奥成功后，当局设想先通过“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使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2020年东京奥运会再作为“第四支箭”进一步拉动基础建设、旅游业和消费业。再配之主打先进科技的2025年大阪世博会，激发科技业界的创新能力，日本或能再次迎来曾在1985年结束的国运上升期。

但且不说安倍的“第三支箭”从未真正推行，2020年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强力打击，以及奥运被迫延期一年、能否举行仍然存疑，似乎将日本的运势又打了回去。不仅前期154亿美元投入或收不回本，国民信心工程也化为幻影。民调指只有7.7%的企业赞成应按计划进行奥运，逾八成国民希望再次延期或者干脆取消赛事，48个都道府县中的奥运事务负责人有39位都对在疫情之下传递圣火传递表达了不安或不满。至于逆转国运、扭转“失落的三十年”的愿望则更加虚无缥缈。

其实，即使标志性事件往往可以充当一国扭转运势之加冕礼，但最关键的无疑还是国家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的相互成就，与其寄希望于奥运象征国运的迷思，反倒不如对外全面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巩固东西方的衔接，毕竟日本可以在东西合作中发挥桥头堡般的作用；对内则真正落实结构改革，动刀真正的“老虎”，而非仅在口头上发表类似安倍2014年6月30日在《金融时报》日文版“我的‘第三支箭’要打倒挟持日本经济的恶魔”等空话，行动上却畏首畏尾，仅知“直升机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