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考香港

作者：袁文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可算是“爱国者治港”最新及完整的一套论述。讲话一出，社会上自然有不少反响，然而当中是否能够呼应夏主任的论述内容，有没有完整解读，却是另一回事。

这次“爱国者治港”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份，前半部是说给“反对派”听，重点在于重申若要治港，必须是“爱国者”。夏主任这次提的不是新的要求，而是与邓小平当年“爱国者治港”的说法一脉相承。例如夏宝龙特别提到“不搞清一色”，正是“一国两制”下“爱国者治港”的主要原则之一。

很多人误解以为这次的说法是将“爱国者”的定义收窄，实际非但不是收窄，而是更为清晰明确。何以清晰明确？因为这不只对“爱国者”的定义作了具体的阐述，更是用了对比方式，反面解释甚么“不是”爱国者，使“爱国者”的定义更为完整。从主任的发言中可见，有关甚么“不是”爱国者的论述，如“利用各种手段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央政府、公开宣扬‘港独’主张、在国际上‘唱衰’国家和香港、乞求外国对华对港制裁施压的人”、“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者”、“揽炒派”，这些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反对派的实际言行的归纳，故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言行，令中央政府明白到原来香港的“爱国者治港”会面临如此明目张瞻的威胁，所以要对此进行修补，并据此完善相关的制度工作。所以，前半部份的内容说到底就是为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强化“治港者必须爱国”的铁则。

以上部份是针对反对派而说的，让他们好自为之。近日不少建制对夏主任发言的解读都聚焦于此部份，表示“爱国者治港是理所当然及天经地义”。然而，对于建制派而言，更要好好理解主任的后半部内容。如上文所述，主任的前半部发言，是上承邓小平所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后半部却是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有“更高的要求”，更是别具时代意义。

为何要有“更高的要求”？是否因为目前尚未达标？远的可看香港多年的贫富差距、住房问题、产业结构等深层次问题，近的可看过去一年的疫情管控，建制派好应反思何谓“爱国者治港”。“治港者”要“爱国”，但“爱国者”未必足以“治港”是即将要面对的问题。所谓“治”，基本可分为“管治”、“政治”两类，前者要熟悉公共政策，解香港深层问题；后者要贴近群众，争取香港人心回归；这两方面的能力，目前的建制派可以达到多少？

夏宝龙提出四个具体条件，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三是胸怀“国之大者”；四是精诚团结。只看放在第一点中的“要深入系统地学习领会‘一国两制’方针的精髓要义，并善于运用‘一国两制’理论，分析、解决香港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制派中目前有多少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再看第三点“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国家发展全局，谋划香港的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不免发现能堪大任之人所剩无几。

夏宝龙的话自然是希望“爱国者治港”能够充份全面落实，使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建制派应积极地思虑，未来怎样做才可以建立达标的管治团队？如何吸引有志者加入？加入后如何培训、历练？这些都是“爱国者”落实“港人治港”时的重要课题。建制派要深明“治港”的必要条件是“爱国”；“爱国”却不是“治港”的充份条件；这次不只要正本清源，也要固本培元，才能不负国家所托，不负“爱国者治港”。

作者是智库工作者、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