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北京上周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并形容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过去40多年，内地农村累计有7.7亿贫困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逾七成，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不过，中国自身也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仍是基本国情，在农村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如何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不均，以及改善社会的贫富悬殊难题，才是今后面临的重大课题。

贫穷是困扰中国千百年的难题，即使改革开放40多年，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到2012年底，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比全球90%以上国家的人口都多。而且贫困县不仅分布于中西部，距离香港仅数百公里的广东清远阳山县、韶关乳源县、汕尾陆河县，3年前都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进入本世纪，中国曾经两度提高贫困线标准，先由人均年收入1000多元提升至2300元（人民币，下同），2020年脱贫验收的标准为：人均年纯收入超过4000元，且须“两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有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独特开发式扶贫

摘帽后不摘政策

一般国际上通行的减贫方法，不外乎是对穷人减税，对富人增税。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并不是简单地以财政措施来实施，而是人类历史上鲜见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即靠政府大规模介入，投入大量人力、资金，为贫困地区做好道路、饮水、电力、通讯等基建，然后引入投资，为贫农提供可以持续的生计；对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穷村，则实行移民迁徙，为他们在他乡建立新村。

2012年以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6601亿元。东部富裕的14个城市，对口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307家中央机构定点扶贫592个贫困县；各地驻军就近就地帮扶4100个贫困村；8年间，派出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搜集贫困人口资料和信息；共有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构派出的干部常驻穷村，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这种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创造了减贫的“中国模式”。在内地的扶贫事业中，也有香港人的一份贡献，还有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援手，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以及相关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表达谢意。

正是凭藉中国特有的这种扶贫方式，去年虽然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夏季又有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内地还是在年底完成了最后52个贫困县、551万人口的脱贫，并且宣布“四不摘”，即贫困县党政首长保持稳定，摘帽不摘责任；扶贫政策继续执行，摘帽不摘政策；驻村工作队不撤，摘帽不摘帮扶；防止农民返贫，摘帽不摘监管。

贫富悬殊仍严重

社会公平路漫漫

中国在消除贫困取得巨大成就，但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各群体之间贫富悬殊的矛盾逐渐突显，社会公平问题仍然严峻。国家统计局于2000年公布中国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为0.412，之后官方再未公布这一指数，有研究认为内地坚尼系数2019年已达0.465高位，而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

去年两会上，总理李克强有关“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之言，在内地引起热议，国家统计局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此作出印证。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内地未计农民的城镇居民家庭按照净资产分组：排前1%的家庭，拥有全社会17.1%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49%的财富；前2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64.5%的财富；前4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82.6%的财富；而最底层20%的家庭，其净资产只占全社会的2.3%。以每户家庭平均资产值计，北京是新疆的7倍。

可见，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施政方针影响深远，去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有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10个远景目标中，包含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一项。缩小贫富差距是世界难题，现在看来，这是比农村脱贫更为艰巨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