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罗格夫

在未来两年内，世界各地的经济复苏，就像冠病疫苗的分配一样，会很不一致。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支持，但经济风险依然深重。这不仅仅是对债务问题迫在眉睫的先进经济体，以及贫困状况日益严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由于冠状病毒远没有得到抑制，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政策正常化可能参差不齐，形势仍然岌岌可危。

这并不是要否定过去12月的整体利好消息。有效疫苗已在创纪录的时间内问世，比大多数专家原本预测的要早得多。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应对措施，起到纾困解难的关键作用，让人们能热切盼望疫情的结束。而且，无论有无国家当局的帮助，民众都已变得更善于与病毒共存。

但是，尽管全球的经济增长结果远远好于疫情初期大多数人的预期，目前的经济衰退仍然是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和日本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重返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再次衰退的欧元区和英国，则要到2022年才会达到这一水平。

中国经济却是一枝独秀，预计到2021年底，它将比2019年底增长10%。与此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回到疫情前的发展轨道。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冠病疫情将导致额外的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

如此悬殊的经济表现预测，与疫苗交付时间表有很大关系。预计到今年年中，疫苗将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广泛使用，但较贫困国家的人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甚至更久。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在宏观经济支持层面的惊人差距。在冠病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的额外政府支出和减税，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近13%，而贷款和担保则占GDP的12%。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支出增加和减税总额约占GDP的4%，贷款和担保占另外3%。至于低收入国家，可比较的数字是直接财政支持只占GDP的1.5%，而担保则几乎为零。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拥有相对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它们在这场危机中担负着更多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因此也更加脆弱。如果不是发达经济体实行接近于零的利率，许多国家将深陷困境。即便如此，仍发生了一连串的主权违约事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等国。

事实上，在可能发生的坏事清单上，“削减流动性恐慌2.0”（taper tantrum 2.0）位居前列，如果它发生了（或当它发生时），遭受冲击的将不只是新兴市场。2013年，当美联储开始暗示，它有朝一日将使其货币政策正常化时，引发了“削减流动性恐慌”，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外流。

这一次，美联储煞费苦心地暗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打算加息，甚至还推出了新的货币框架。该框架保证美联储将持续“踩紧油门”，直到失业率达到极低水平。

这样的政策完全合情合理。正如我自2008年以来经常指出的，在债务水平高企、产出仍低于潜在水平的环境中，允许通胀率暂时高于美联储所定下的2%的目标利大于弊。毕竟，今天美国的工作人口，比一年前少了900万。

然而，如果美国在今夏之前实现其疫苗接种目标，并且冠状病毒的突变仍受到控制，预料美联储会大大提前放弃零利率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考虑到许多美国人已积累了巨额储蓄（部分原因是资产价格上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人选择将政府的转移支付储蓄起来），这种情况尤其有可能发生。

世界各国的超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预防长期的负面后果，但包括科技巨头在内的许多大公司，并不需要这种推动其股价飙升的支持。这必然会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从一些美国政客对最近“游戏驿站”（GameStop）股价战的反应中，就可以窥知一二）。

目前，通胀率可能会持续处于低位，但如果需求猛增，可能会推高通胀率，导致美联储比目前计划的略早一些加息。这一举措给资产市场带来的涟漪效应，将把强者与弱者区分开来，对新兴市场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时，各国的决策者（甚至是美国的决策者）最终也将不得不接受企业破产增多，须进行重组的结果。经济复苏的浪潮必然会来，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水涨船高”。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英文原题：The Perils of an Uneven Global Recovery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