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逮捕了原国务资政翁山淑枝和总统温敏等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政府领袖，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掌权，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全国各地随即不断发生示威，抗议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夺权，至今已延续三周。如果军人加紧针对，必将导致更大的流血悲剧。

由翁山淑枝所领导的民盟，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至今不过刚满一任。民盟于去年11月的大选中大胜，原本可以继续执政，但就在履任前夕，军人再次政变夺权，短暂民主瞬间消失。这并不是军人第一次政变，缅甸自独立以来，军变频仍，政治始终无法摆脱军人的掌控，实属不幸。

缅甸被视为一个佛教国家，到处可见的佛塔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这个国家一直受到暴力困扰，无法享受祥和，难免令一些人感到大惑不解。毕竟，佛教是非常和平与包容的宗教。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答案却又简单得很。

缅甸人背负着两座历史遗留的大山：其一是军人从1948年独立后就一直把持政权；其二则是历史更加久远曲折的族群和宗教矛盾。过去70年来，缅甸人始终无法解决这两大问题，展望未来，也难以令人乐观。

有学者认为，佛教早在2000多年前的印度阿育王时代，就已传入缅甸和泰国一带。虽然今天在缅甸盛行的是上座部佛教，被认为最接近佛陀教法，但历经王朝的嬗变及政治的影响，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尤其是与政治发生难分难解的关系后，更难以保持原初的圣洁。但必须说，上座部佛教在缅甸仍然保持非常完整的传统，对缅甸人的价值观有深刻的影响，如表现在他们的忍耐，以及路不拾遗的民风上。

如果缅甸人真的以佛法治国，今天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缅甸长期受军人统治，而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宗教早已被政治化，军人更多的是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是真的奉行佛法。宗教被政治化的结果，一则导致政教的混淆，二则出现了所谓的“佛教民族主义”及“缅甸佛教至上主义”，使宗教和族群矛盾更加激化。

比如，2007年的反政府运动，就被西方媒体称为“袈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或称番红花革命）。当时，数万名身穿袈裟的僧侣走上街头，参与反政府示威游行，特别引人注目。

又如，2010年缅甸开启民主转型后，进入世人眼帘的缅甸佛教极端主义，尤其是一名极端僧人威拉图（Wirathu）的极端行径，更使缅甸佛教蒙羞。2013年7月1日，美国的《时代》周刊把威拉图一张目露凶光的人头照放上封面，并加上“佛教恐怖的脸孔”（The Face of Buddhist Terror），并给威拉图冠上“缅甸本拉登”（奥萨马）的绰号，对佛教名声的伤害至大。

早在2001年，威拉图就开始宣称回教徒会对缅甸佛教造成巨大威胁，并因此被控煽动暴力罪，入狱25年，但2011年因总统登盛的大赦而重获自由。出狱后他变本加厉，领导“969”这一旨在反回教徒的运动，大肆进行反回教活动。据称，“969”指的是代表佛陀的九种属性、六代佛祖的教法以及佛教僧侣的九种德行；而这个数字是刻意用来直接抗衡回教徒常用的数字“786”。

2012年，一名女佛教徒被三名男子轮奸，三人被认定为回教徒，于是在若开地区爆发了回教徒和佛教徒之间持续超过半年的宗教和族群冲突，十几万罗兴亚人被迫流亡。这其实只是缅甸佛教徒和回教徒漫长的历史恩怨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缅甸的这种宗教和族群冲突由来已久，有学者说，15世纪，信奉回教的孟加拉国征服了今天缅甸若开邦的大部分地区，并迁入大量回教徒，建立阿拉干王国。在此之前，若开地区的民众基本信仰佛教。1785年，信仰佛教的缅甸王朝征服了若开地区，将其纳入缅甸版图。1824年至1885年，经过三次缅英战争，英国最终完全占领缅甸，并将它纳入英属印度之一省，并鼓励印度回教徒劳动力迁徙到若开地区。

二战期间，日军赶走了英军，占领了缅甸，在军事上援助若开邦地区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民族运动（其领导人就包括翁山将军，又译昂山，即翁山淑枝的父亲），目的是要利用他们在若开邦抵御西边南亚次大陆英国的军事压力；英国人则于1942年武装了孟加拉吉大港的回教徒，成立“第五纵队”。佛教武装和回教武装相互攻杀，导致若开境内佛教徒遭到回教徒残酷屠杀，估计约10万名佛教徒平民被杀害。这一历史事件也成了一直笼罩缅甸佛教心头的阴影。

1947年，也就是缅甸独立前一年，翁山将军推动了《彬龙协议》的签署，明确了少数民族在居住地的自治权和平等的公民权，原本可以开启民族和解进程，孰料翁山却突然被政敌暗杀身亡，当不上首任总理，民族和解进程也戛然而止。出任首任总理的吴努治国无方。1958年尼温（奈温）将军正式接管政权，缅甸由此走上军事独裁之路。1988年8月8日，缅甸爆发后来称为“8888民主运动”的反军政府大示威，尼温下台，但政权照旧落入军人手中。

缅甸从1824年起就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前后长达百年。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对殖民地最擅长使用分而治之的权谋。今天的罗兴亚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人统治所留下的后遗症。当然，在此之前，还有王国征战的历史遗毒，在在给缅甸留下难解的宗教和族群矛盾的历史祸根。

缅甸独立后，并没有好好地设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民族课题，军人政权则是充分利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挑动佛教民族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有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都必须背负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历史包袱，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就如缅甸一样，一直无法摆脱这些历史遗毒的祸害，主要原因是没有出现高瞻远瞩，有能力凝聚全民建设独立国家的好政府；新加坡算是非常幸运的少数。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