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新政府会如何对待中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备受各界关注。

从拜登上任后两周内所签署的数十项行政命令，到2月4日他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可以大致判断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以及未来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政四年，保守主义当道，凡事美国优先，对外锱铢必较；对中国更是大打贸易关税战，步步升级，一再加码，极限施压。在特朗普那里，中国被看成是美国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工作流失和经济失血的根源，是一个必须毫不手软和彻底打击的经济对手。

特朗普本人虽然不太关注意识形态，但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是坚决的反共派。两人在演说中对中共政府的抨击，甚至超过了当年美国对苏联的妖魔化程度，认为它是一个比苏联威胁更大、来自非欧非基督异质文明、前所未有、必须推翻的政治敌人。

在拜登的外交政策讲话中，他对中国的态度显然要温和及友善得多。拜登甚至在讲话中，一反特朗普时代的对手优先顺序：谈完俄罗斯之后，才谈中国。似乎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没有俄罗斯那么大。他说：“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最严重的竞争对手中国在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方面的挑战……但是，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愿意与北京合作。”

如果说，在特朗普、彭斯和蓬佩奥的眼里，作为对手的中国或中国政府是一个应当不惜采用各种极限手段，彻底打败的敌人；则在拜登看来，中国虽然是“最严重的竞争对手”，但还不至于是一个“邪恶”的敌人。它仍然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即便要与之竞争，也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广交盟友和恢复盟主地位，而不是不择手段。

要推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必须考虑四个因素：

其一是左翼政治理念和美国人由来已久的优越感。被称为“白左”的政治正确理念，是一种由救世主心态、圣母情怀、自由、平等、博爱、多元化、平权主义等等构成的道德主义。

如果我们看看拜登上任两周之内所签署的数十条行政命令，除了抗疫和纾困等短期政策与国内的民生直接有关，其余的大部分都与政治正确、美国的昔日荣耀和优越感有关：如关于边缘群体（性取向群体）的权益、放宽移民政策、加倍接受难民、应对气候变暖、重新加入国际组织等等。

这表明在拜登眼中的美国和世界，仍然是一幅30年前的图景。美国仍然是超级强国、世界领袖和文明灯塔，仍然可以敞开胸怀，接纳世界各地的投奔者；仍然财大气粗，而不必与人斤斤计较；仍然可以高枕无忧，乃至在军国大政中，可以将性别和天气问题，置于优先议程。

如果说，特朗普主义反映了美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现状和前途的深切忧虑，试图通过一种保守主义的收缩战略，挽救美国的国运，让美国再次伟大；拜登主义则反映了另一部分美国人的乐观心态，即仍然沉迷于美国昔日的辉煌荣耀之中，认为美国原本一直就是伟大的，特朗普纯属杞人忧天，自我收缩，徒令美国蒙羞。这种认识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其二是金主的意愿。即支持他的大资本利益集团，如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大公司、跨国企业等等的需要。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集团所关心的，是如何从中国这个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获利，而不会太在意美国的产业流失。

拜登作为职业政客，与自带身家、有亿万家财的特朗普不同。特朗普可以无视华尔街等大资本集团的意愿，一意孤行；而一个职业政客，其政治生涯离不开金主的支持。因此，他必须考虑支持者的利益，为他们代言也就在情理之中。这对中国显然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其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作为一个有40多年从政经历的老政客，拜登之所以能政坛长青，在于他的左右逢源，其政见会随势而变。虽有迟钝滞后之时，但大体上不会偏离主流意见太远、太久。即便拜登对华友善，美国社会主流意见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识，对中国政治体制、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必将影响拜登的对华政策。

其四是前任政府的影响。特朗普当政四年，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经深刻地影响美国两党对中国的认识。无论拜登怎么试图切割，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对华政策还是会延续下来，或只是改头换面而已。

迄今为止，拜登在对华关系上的举止犹疑，示善与拘谨并存，亦反映了这一点。因此，虽然拜登的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充满敌意，但也不会完全回到奥巴马时代。有可能是三分像特朗普，七分像奥巴马。

对拜登而言，会影响其对华路线的，除了这四点，还有一个时间因素的制约。拜登已是78岁高龄，或难再有第二任期。短短四年之内，他应对当下不知何日才会结束的冠病疫情，重启美国经济，修复盟友关系，就将占去许多时间。

由于剩余时间不多，其政见和政策中途大幅转向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此大致可以预期，拜登目前对中美关系、对美国和世界的认识，四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拜登的这种认识，以及其当下的处境，对北京总体而言还是一种利好。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四年的中美关系低谷期后，这提供了一个机会之窗。

当然，这种利好有一个前提，即北京的因应之道。对北京来说，最佳策略仍然应当是韬光养晦，不去挑战其虚荣和优越感。即便是有关中国国内问题，无论是对国内民企、异议者和香港民主派的行动，还是在周边海域的穿越、抵近等军事动作，都宜有所节制或不妨搁置，哪怕只是暂时的、权宜的。

这里的逻辑就是，北京既然在意中美关系，那么美国社会主流意见的对华认识，无疑与北京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置和给外界所带来的观感有关，可好可坏；否则拜登纵然温和，也会因自身政治理念和国内主流舆论压力，而不能不有强硬表示，并对修复关系更为谨慎。这将不利于两国关系及早回归正轨。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即便拜登对华友善，美国社会主流意见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识，对中国政治体制、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必将影响拜登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