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讲述“爱国者治港”原则，提出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有关香港选举方面的制度，不容少数“反中乱港”分子进入特区政权机关。香港经历了反修例风暴，中央要将“爱国者治港”制度化，夏宝龙谈的是大方向大原则，港人只知中央将主导这场“大手术”，整个政治游戏规则将会重写。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社会，当年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为包容不同政治成分和观点留下了空间，现在中央的说法，不再有“主体”这一表述，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未来这个“混一色”制度，如何保障香港社会多元开放，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需要小心处理。

爱国标准再定义

“清一色”不是好事

过去两年，香港政治变化翻天覆地，由反修例风暴、《港区国安法》，到现在的完善“爱国者治港”制度，中央处理香港的思路，有了根本转变。“反中乱港者出局”、不得进入政权机关，既是中央的基本立场，亦是一国两制的红线。 上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特首述职，提到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最近内地官媒一再开腔，强调香港存在制度漏洞，“爱国者治港”原则未获充分贯彻，必须调整，把选举作为国家安全核心因素予以考虑，确保香港特区政权任何时候都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昨天夏宝龙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是一次明确宣示，香港将有一场制度大手术，中央将会亲自操刀。

1984年，邓小平提到“港人治港”有一个界限及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爱国者”标准有三，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三是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昨天夏宝龙也有提到邓小平的“爱国者三标准”，惟同时指出，这一论述是重点针对香港回归前的情况而言，“界定的标准很宽泛”，言下之意，当然是这数十年间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多变化，1980年代大多数香港市民支持回归，港独没有市场，跟最近几年“港独”冒起坐大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夏宝龙的发言，可以视为中央对邓小平“爱国者三标准”的再定义再诠译，同时亦是将标准收紧。

何谓“爱国”易生争议，夏宝龙一边以对比方式，突出“爱国者”与“反中乱港者”的反差，强调“黑暴”、“揽炒”和“港独”分子一定不属爱国者之列，另一边则尝试从正面定义，提到“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全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香港社会多元多样，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即使部分市民对内地、对国家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中央的态度也是理解和包容的。根据夏宝龙的说法，只要这些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线，一样可以积极参与香港治理。

早在1984年，邓小平接见一批赴京港人，亦曾说过“清一色不好”。中央重提“不搞清一色”，有助减少香港社会的疑虑情绪，至于在选制大手术后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的“混一色”，夏宝龙未有详谈；中央在动手术前，如何听取香港各界意见，会否以类似《港区国安法》的立法方式，由人大常委会直接为香港度身订做，暂时亦不清楚。中央看待“爱国者”这个概念，是否采用简单的排他法，不是“反中乱港者”就等于“爱国者”，还是要满足多一些条件才算“爱国者”，对未来香港的政治空间，将有深远影响。

当年邓小平谈及“港人治港”，提到治港的人，更多应该是“能够持平的人”，“也要有右派”，“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香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安定繁荣”。邓小平此一说法，可以视为“以爱国者为主体”落实港人治港的一个注脚。时移世易，中央认为要重新诠释爱国标准，“港人治港”表述，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直接变成“爱国者治港”。“主体”两字之差，意味香港政治生态将收紧到什么程度，需要密切留意。

坚持一国维护两制

“一收就死”必须避免

根据夏宝龙的说法，中央看待“爱国标准”，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一般人，一是针对身居特区政权架构高位的人，前者采取“最低标准”，门槛较低，后者则有更高要求，需要有“一国”大局观，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实际就是敢于跟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径斗争。这某程度反映，中央认为香港的政治斗争，未来一段时间仍要持续下去。

一国两制是香港唯一活路，一国原则要坚持，两制亦要维护。中央提出要将“爱国者治港”制度化，并会主导这个过程，港人当然希望这场大手术后，两制仍然可以有广阔的空间。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一个开放度、包容度够高的政治制度，有助维护社会的多元性，无论中央和港人，相信都不希望香港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之余，同时亦要慎防出现政治投机一类问题，勿让既得利益以“爱国”作为掩护，妨碍香港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