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作者：黄云娜

“变与不变”本是常见的人生哲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赤壁赋》中，用江水的流逝和永存、明月的盈亏和常在、人类存在的短暂和无尽，阐述万物的“变与不变”，成为流传千古的智慧——从事物易变的一面来看，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在发生变化，若从事物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都是无穷无尽。反修例风波以来，外界总是关注中央治港政策的“变与不变”；而送鼠迎牛之际，空降来港一年多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早前（2月5日）发表新春致辞，当中特别谈及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的“变与不变”，同样值得大家深思。

香港到底该变不该变？

去年1月4日，当反修例风波仍然沸沸扬扬之际，国务院突然宣布任命刚刚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个月、上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一星期的骆惠宁，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为中央治港工作投下一枚震撼弹。不久后，骆惠宁出席中联办新春酒会，并以《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为题发表讲话，强调“止暴制乱”是香港最为紧迫要务，又谓只要大家能够看清历史大势、保持坚定信心，定能克服“一国两制”实践当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事隔一年，鼠去牛来，骆惠宁透过“云酒会”发表新春致辞，当中延续“以香港为家”的基调，形容“对香港这个家更有信心了”，而这份“信心”，正正源自他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不变与变”的“四个判断”——首先，“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但在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同时，也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其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不变，但不能脱离良政善治的初衷；再次，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变，但特区政府必须“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破解就业、收入、土地、房屋、医疗等深层次矛盾；最后，香港的自由经济和国际都会的定位不变，但必须用全新的视角和积极的力量来强化自身的发展，并且主动透过响应“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等国家战略来加以实践。

有人会问，骆惠宁的“四个判断”当中，前半句明明都在强调“不变”的原则，但后半句却在阐述“已经改变”或“需要改变”的细节，到底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是会变还是不会变？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其实又不应该成为问题。可以先用骆惠宁的话来回答——“变与不变，是客观的、辩证的、发展的。过去一年的香港之‘变’，是拨乱反正。把‘变形’和‘走样’的都纠正过来，‘一国两制’必将沿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变”，其实都是为了巩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根本方针的不变；毕竟，如果香港越走越偏，导致繁荣不在，甚至危及国安，“一国两制”自然失去存在意义。

“一国两制”不变，方针核心要变？

例如，既然“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为何如今要强调“爱国者治港”和“全面管治权”？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在那过于强调“高度自治权”的23个年头当中，我们有做好“港人治港”吗？我们又是否清楚“一国两制”构想者、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由“爱国者治港”，而“爱国者”的标准在于尊重中华民族、拥护国家主权、绝不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敢问从泛民到建制再到政府的从政精英，都有自觉遵从这套根本的政治伦理，又都能够把对国家的爱转换成保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实践吗？

再问从政圈到学界再到民间——有多少人一厢情愿地认定，“高度自治权”是延续港英殖民管治传统和源自《中英联合声明》的“固有性权力”，而无视在港英时期香港从没享有什么“自治权力”或“自治传统”、而“高度自治权”是由中国单独提出且修宪赋予的“授权性权力”？又有多少人自欺欺人地想像，“高度自治”是“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等同“完全自治”，而且拥有“剩余权力”，所以提倡“自决”和“港独”，却不愿意承认邓小平早已表示“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有限度就不能完全”，至1990年通过《基本法》，更明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其他权力”须由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依法授予的“央港权力关系”。

公民权利不变，从政规则要变？

又如，既然《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不变，那为何要透过《港区国安法》的严格执行重塑从政规则？无可否认，《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习惯、限制了一些权利，例如不能肆意发表某些言论、不能自由选择某些代议士；然而，我们不妨又反过来想想，那些原本好像存在的自由权利，从伦理和法理而言，都是应该存在的吗？

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随意发表鼓吹分离主义和暴力政治的言论？又有哪个国家，可以容许持有分裂国家主张、并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士从政、参政？须知道，“自由”本来就不是至高无上，就算是社会普遍喜欢引用的《基本法》第27条、《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II部第16条、以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即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等自由，但条文完全相同的后两者早已明文规定，“自由”之权附有特别义务和责任，必须加以法律限制，确保个人在行使有关权利的同时，能够尊重他人权利、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保持公共卫生、防止伤风败俗。

更何况，是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香港繁荣稳定攸关的政治参与权利？然而，回归以来，香港政局却都陷入追求“民主政治”的纠缠，令无数有志之士迷失了本应致力促成“良政善治”的从政初衷——单是过去两年，公务员竟以“同样享有基本公民权利”为由，发动反对特区政府决策的“反修例”示威集会和“反国安”罢工公投，完全漠视公务员就职的关键前提就是“效忠国家”和“效忠政府”；区议员不是以政治光谱区分服务受众，就是浪费大量议会资源通过诸多“胶味甚浓”甚至僭越本职的动议，例如要求特区高官率员前往武汉抗疫、解雇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否决警队加薪拨款等等，完全无视区议会只是根据《基本法》第97条而设立的“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需要被动地接受港府就地区事务进行咨询以促进民生福利，而非“政治正确”的表态场；立法会议员则公然以“守护公义”为名“玩弄程序”，令现届立法会一度因为未能选出内务委员会正副主席而停摆大半年，导致14项法案及80多项附属法例未能获得内会审议和跟进，完全忽视议员理应恪尽职守的基本责任。

生活方式不变，施政措施要变？

至于，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变，但特区政府的施政措施必须要变，其实同样不难理解。“生活方式不变”的说法，最早源自邓小平，并被写入《中英联合声明》，后获《基本法》第5条确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照理说，条文原意是为强调“一国两制”中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交易方式的不变；可是，四十年来，不少人都把它误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什么都不变”，以为只要教条地延续自由放任的经济逻辑和单一固化的经济结构，而不需进行任何推动制度进步的改革，就能维持香港的辉煌。

以特区政府为首的政治和行政精英，就是这样一群典型的“误导者”，根本无法以动态思维深入领会“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只是以固化的认知去实践香港的资本主义，变相造成今天的腐败扭曲。回过头来问，为什么香港回归后得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社会发展历史而论，它的确是促使香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大功臣，也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适合香港的发展模式，能够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从而激发源源不绝的经济潜力——可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颇为致命的结构缺陷，尤其是主张放任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不受限制流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自40年前被提倡并获依赖，难免令那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走向偏锋，使社会关系失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利益关系的“物与物属性”，从而扭曲经济发展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本质，导致基于利益争夺的社会冲突成为常态。

香港的社会结构正正处于最为走样变形的状态，形成了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等人在内经常鹦鹉学舌却根本不谙此道的深层次矛盾——由港英殖民政府酿成的“官商共治”格局，早已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群体；直到回归之后，被“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亦仍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从来无法客观检视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更加不敢重新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积极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原则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焦虑不安；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而且藉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一众精英仍然无视危机，反而继续迷信“滴漏效应”，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可以说，今天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某个政策或人事变动得到解决，而是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正如骆惠宁致辞时所言，特区政府必须“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业、收入、土地、房屋、医疗等重大民生问题”，“让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被辜负，香港这个家才会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整个中央治港体系首次详细定义“香港深层次矛盾”，并且明显暗示特区政府的各种民生措施未算“精准有效”、而每一个市民的努力亦未必能够获得合理回报——简单而言就是港府施政不善。

讽刺的是，骆惠宁致辞前一天（2月4日），林郑月娥刚好公布来年五项立法工作，包括订明公职人员宣誓要求、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制定劏房租务管制、加强旧式楼宇消防安全、打击各类侵犯个人私隐行为，尽管当中涉及医疗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整体方向也不算有错，但远远称不上是“精准”或“有效”，更遑论要推动结构性改革。

例如引入外地医生一事，源于香港公营医生人手长期不足，每500位市民才有1名医生照顾，远低于新加坡的2.5名和英国的3名，但港府历来碍于以香港医学会为首的医疗霸权和保护主义，以及对个别地区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无法开放外地医生来港免试执业；如今林郑却只打算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以容许经外地培训而本身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医科毕业生为香港公营医疗系统服务，而不敢大胆藉修例收回曾经下放予被医学会主导的医务委员会的生杀大权，明显治标不治本。

又如制定劏房租务管制，也不过是压抑租金过高的权宜之计，归根究底问题在于港府一方面甘愿放弃主导诸如棕地、丁地、农地、高级康乐用地等等土地的发展权利，对地产霸权、新界乡绅及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携，另方面又长期错误地以置业主导房屋政策，甚至把“置业”与“致富”混为一谈，在极力限制兴建公营房屋的同时，大肆利用各种措施鼓吹市民买楼以推高自置居所比率，导致房屋的商品价值在自由市场当中掩盖了本身的居住价值，令香港人越住越贵，也越住越细；不难想像，就算制定了劏房租务管制，也难保障人人安居。

那么，什么才是“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其实，相对于“具体政策”，特区政府更加应该掌握的是如何推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如何秉承公义重整已被扭曲的分配结构，令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在“一次分配”中，藉着推动经济转型为社会创造更多高端好工，并且为广大打工仔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劳取酬制度；在“二次分配”中，积极检讨现行税制、推动累进税务改革、夯实社会公共资源，再藉此减轻市民在房屋、医疗、交通、教育及其他民生范畴的负担，同时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

自由经济和国际地位不变，发展视觉和思维定式要变？

骆惠宁最后一点“不变与变”的观察是，香港的自由经济和国际都会的定位不变，但发展视觉和思维定式不得不变，即要透过全新的维度和积极的力量来强化自身的发展，并且主动透过响应“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等国家战略来实践香港的特殊角色。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共官场典型的“表态文化”，只是藉此重申香港搭上国家发展高速列车的重要——不得不说，倘若如此，未免太过鼠目寸光，根本看不见香港的危机和转机。

不少香港人经常忽视，香港作为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的发达经济体，其价值链从上游到下游都必须透过和周边经济的有机结合，方能形成内生动力、继续繁荣发展；然而，大家却错误地理解香港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当中的角色和关系，始终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互相竞合，至今仍然只懂闭门造车，欠缺发展视野和危机意识，甚至以为自己仍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大佬。

再者，当陆港两地频密交往而内地发展翻天覆地时，港人则因发展停滞导致生活越来越不称心如意，有部分政客便趁机把香港政府本身的“资源分配不均”简单且错误地归咎于“内地争夺资源”，例如把“自由行”指摘为“蚕食香港资源的罪魁祸首”，却无视港府根本未曾做好旅游产业的资源管理，也未曾因应旅客激增改善城市规划，更未曾令普罗大众共享零售销售飙升的红利，变相纵容巨额盈利都给业主赚了去，使港人更加抗拒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无可否认，凭藉香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就算继续沿用过度依赖欧美的发展路径，的确不会马上消亡；问题是，时移势易，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崛起已打破欧美主导的政经格局，香港对内本就面对产业单一的发展困境，对外所扮演的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络人”角色亦备受挑战，可以说是亟待转型的机遇，而“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等国家战略正好提供了让香港重新梳理发展思维的机会。

以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频繁提倡的“双循环”为例，如果香港拒绝求变，那只会更加削弱本就岌岌可危的枢纽角色，因为当内地全面推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模式，势必着力扩大内需的“需求侧改革”，并且加速对外开放，基本上不需要香港。不过，如果香港能够认清上述的“世界必然大势”和“国家头等大事”，又能把握自身的自由市场优势和面向世界格局，绝对能够化危机为转机。

在“内循环”方面，要积极融入以产生全新效益，例如当内地内需迅速扩容、消费不断升级，香港企业也应积极扩大内销、扩展进口分销业务，尤其是香港最为拿手的专业服务，包括金融、贸易、会计、法律等等，并且发挥基础科研力量支援内地创科产业，令香港的科研产品得以落地，抢占新兴经济的内需市场。

在“外循环”方面，原本就和国际接轨的香港，更要积极扮演“前锋”角色，既要帮助内地企业的国内和国际业务水平达致国际化，更要帮助国家重新厘定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既要帮助内地进口（从海外进口再转到内地），更要帮助内地出口（从内地进口再转到海外），既要促进陆港金融市场的互流互通，以推动内地金融扩大开放、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要打造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甚至借助一波波中概股回流潮、中资来港上市潮、北水南下潮等等以重新塑造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不止是“国际的香港”，更要做“中国的国际的香港”。

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变”得更强，“一国两制”才有“不变”的可能，诚如邓小平当年所言：“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生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无疑的......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但如果，香港继续为了坚守教条般的“五十年不变”而不断抗拒在转型过程当中的“应有之变”，继而导致“一国两制”悄然生变，我们恐怕没有什么底气要求中央以不变应万变。